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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八十年代有很多風華正茂的導演，很快就都沒有了，我覺得這並不單是社會的原因，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我覺得是自身電影文化的準備不夠，因為你憑著熱情和天性可以拍一陣子，對電影的認識往往也跟對生活的認識是聯絡在一起的，當你對生活的體感減弱變得不敏感之後，對電影方法也就不理解了，它們是互補的是共存的。

王樽：我看過《新橋戀人》導演卡拉克斯的一個訪談，他的電影很少，他說主要原因是他必須找到自己熱愛的女主角才能拍電影，他的動力就來自這裡。你拍電影的主要動力來自哪裡？

賈樟柯：也是來自人。因為每部電影裡都有一個人物形象讓我特別想拍下去，比如《小武》裡面的人物，他的自由勁和不自由勁，就讓我特別的想拍；《站臺》、《任逍遙》、《世界》、《三峽好人》也是一樣。不管對空間、建築怎麼著迷，最後拍電影還是為了拍人。

王樽：在你拍的人裡面，沒有一般電影那樣光彩照人的大明星，你感興趣的人經常是類似於小武這樣比較邊緣和底層的人。

賈樟柯：我只對真人感興趣，所謂真人很簡單，說人話，做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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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帥　荊歌：獨特的敘述者和記錄者（1）

荊歌：你從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畢業後，是兩年後才分配到福建電影製片廠的吧？在福建廠拍片了嗎？後來怎麼又回北京了？

王小帥：畢業那年正是1989年秋，本以為很多要人的單位突然都不要了。只有福建廠和八一、長春還要。我那時小，學分又是最高，學校說優先讓我挑，就很飄飄然。當時福建廠廠長是我美院附中一個同學的爸爸陳劍雨，他本人又是《紅高粱》的編劇，還親自到學校來和我見面。我覺得那裡很真實，去了就有電影拍，就決定去。什麼戶口，檔案都過去了。就這麼突然離開了自己生活學習了八年的北京。兩年後才去福建廠是因為這中間陳廠長又調離了，新廠長還沒定，我就後悔了。但已經晚了，嫁出去的姑娘，潑出去的水啊。就在北京賴了兩年。學校也回不去了，就繞著學校，租房或借朋友的地方睡覺。總想多聞聞學校的味道。像一個失戀的小孩。後來還是去了。我不想再說在福建廠的那段了，呆了兩年。那段日子雖然有絕望，但現在想起來裡面的財富也是很多的。它讓我的人生又多了一個停靠的站，那麼多的朋友，同事，都對我很好。有一次大家喝多了，我一頭昏倒在廁所裡，他們把我抬進屋，圍著我坐著。看我寫的無數的劇本，就感嘆。你看，這些好心人我都一一記得，應燕夫婦，王利軍夫婦，鄧傑，鄭文昌，於曉軍，等等。他們都是我的財富。還喜歡上了鐵觀音。文昌一泡茶，滿樓道都香。後來是因為廠裡明確不讓我們畢業生在五年內有拍戲的可能，我就在那次會議的中途溜出來，背了我簡單的包，鎖了宿舍的門，就離開了那個本來的希望之土，又回來聞北京的味道了。

荊歌：回來之後是不是什麼都沒有了？是辭職，還是把關係調到北京的什麼單位了？

王小帥：回北京是沒有辦任何手續，當時已經風行停薪留職什麼的。但我不會。連請病假都不會，直接走了。組織紀律太差哈哈。戶口，檔案都在廠裡。回北京就真的什麼都沒了，成了後來說的北漂了。很恐懼，像一場夢，怎麼在北京生活學習十年，一醒來，自己又成外人了。太年輕吧，除了那一點點殘留在腦子裡的理想，社會的一套一概不懂。就揹著個行李到處借宿，鄔迪家，龐明家，楊樹，楊濤他們在北影的小屋，北影招待所等等，一天一個床的睡。好在那個味道還在，依然濃厚。拍完《冬春的日子》以後，就被廠裡除名了。現在不如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