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偷渡這個事情上了。我一直對八十年代末的出國潮很迷茫，自己一直在迴避它。看到周圍不錯的一個個人都出去了，就預感那不對。自己就抵制。現在看到又出現大批的海歸人士就印證了自己的看法。人的命運就這樣在自己不可控制的軌道上漂浮。所以就有了《二弟》的構思。拍的時候我選擇了冒險。所謂冒險就是我不想用動盪來體現這個人物的處境。這個人物在我看來是失落的，他的生活內容所剩無幾。我就試圖用極簡的方式來做，包括鏡頭，人物動作都是這樣。包括慢。

荊歌：是夠慢的。我看《二弟》的時候，看他經常是慢吞吞的樣子。但一點都不是拖沓。在這種慢裡面，他內心的空洞、蒼白和失落，很好地傳達出來了。電影裡的慢，處理好了常有一種抒情的力量。這一點我在侯孝賢的作品中是經常能夠感受到的。

王小帥：慢的另外一個意思是等，等著什麼東西來決定他的命運。電影后來去了戛納的“某種注目”單元，當時《紫蝴蝶》在競賽單元裡。我的因為是“地下”，不能有任何報道，國內也沒發行。覺得對投資人很有愧疚感。

荊歌：我看到《二弟》的片尾有“電影公社出品”這樣的字眼，覺得很親切。“電影公社”是一個位於北京航天橋附近的電影創作室，我還去過那裡玩，裝修得很有特色。我記得有次我們兩人在那兒喝威士忌，把屋子裡的燈都關了，看著窗外的萬家燈火，十分漂亮。

王小帥：我的工作方式也是很飄忽。大部分沒有感覺的時候就隨著時間飄。我有幾個一起做電影的朋友，大部分時間也是隨著我飄，他們希望一個接一個不停地拍，但他們知道我不行。所以就能出現工作室我們喝小酒的狀況。我們需要一個自己的地方用來待著。有時老的離開，新的進來，有時相反。但我知道我一直在那。後來那個地方太貴，我們又搬走。攝影師，製片，副導演，畫家等一些多年的朋友在那裡待著。我不拍電影的時候大家都去找生活。也看著所有人一個個成熟起來，獨當一面。最近我又準備拍了，又會有一些新朋友進來。我現在想做一些原始積累，這樣做完這個片子以後自己再用工作室的團隊推動一些東西。這個不容易，但好在和我在一起的人都是多年的朋友，都習慣了某種節奏。前些天碰到一個導演，應該還是在我們的體制裡很紅的，聽他說在拍電視劇，很有點留戀電影的感覺。我就突然有一絲感慨，就好像所有人都清楚地知道他的理想在那裡，卻無奈地離開它。我特別理解他，為了電影做了不少，但到頭來還要顧及自己的生計。我很慶幸自己還能在這裡守著，固然已經越來越孤獨。　。　想看書來

王小帥　荊歌：獨特的敘述者和記錄者（6）

荊歌：許多導演，尤其是所謂的“地下”和“獨立”電影人，從一開始，是懷著對電影最純真的熱愛，懷抱著最純粹的藝術追求，在非常艱苦和窘迫的條件下拍片的。但是一旦功成名就了，從地下走到地上了，拍電影找投資也更容易了，這時候更多考慮的，就是商業和票房了，要對投資人負責了。在這樣的情況下，藝術這兩個字到底還能保持和堅持多少？我在中央臺的“人物”節目中看到過一期張藝謀的訪談，對於這個問題，他直言不諱地說，他對電影，從來都沒有什麼遠大的理想，他覺得拍一個電影，就是要對投資人負責，要有人看。陸川也對我說過類似的話，他說，作為一個電影人，能夠拍片，這才是最重要的，他當初十分喜歡我的一個長篇小說《鳥巢》。這個小說是發表在《收穫》長篇小說專號上的。陸川是在機場買了這本雜誌，在飛機上把它看完的。他看完之後，輾轉找到了我，表示要把它拍成電影。他甚至還說過“此生不拍《鳥巢》將是一大遺憾”這樣的話。但是後來，他對我說，藝術電影在中國是沒有出路的。而你曾經很認真地說過，你要堅持下來，拍藝術電影。其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