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黨委的罪狀，其中之一是包庇反動學生郭世英。我的頭腦一下子痴亂了。當時的感覺是，當我在大字報的森林裡漫遊時，不期而看見其中的一棵樹上吊著我的朋友。我立刻逃離大字報區，漫無目的地在校園裡亂走，心中充滿不祥的預感。

返校後不久，北大發生了六一八事件。由於這個事件的主要發生地點是我住的38樓前，我目睹了全過程。6月18日上午，哲學系若干學生把本系的“黑幫分子”揪來，在樓門口的臺階上進行批鬥。所謂“黑幫分子”，在哲學系是指北大社教中的右派，我們的年級主任陳老師亦在其列，在學校和其他各系則是指當權派。事情發展得極為迅速，別系的學生紛紛效仿，揪來了他們系或校一級的“黑幫分子”。在學生宿舍樓裡，只有38樓的樓前有高臺階，很適合做“鬥鬼臺”。那些獸性發作的學生把廁所裡裝便紙的鐵絲簍拿來，套在被鬥者頭上，又朝他們頭上臉上澆黑墨汁和紅藍墨水，逼他們下跪，拳腳相加，鬥畢押往校園遊街。在這場暴行中，活躍著我們班一個同學的身影。我在一旁無言佇立，一陣陣冷顫，為人的醜惡而震驚。

六一八事件後，工作組要求大家對事件進行討論，吸取教訓。新的一輪辯論掀起，有三派意見。一派說是革命事件，好得很，理論根據是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派說是反革命事件，有反革命分子在其中搗亂，甚至有黑後臺。一派說是錯誤事件。我持第三種意見，出發點仍是常識，覺得這種侵犯和侮辱人身的行為與革命反革命都不相干，純粹是刑事犯罪。這場辯論沒有結果，很快就轉為對工作組的性質展開辯論。由於工作組傾向於認為這是反革命事件，激進分子便貼出大字報，說工作組推行反動路線，已成為革命的絆腳石，必須趕走。正當自發的辯論熱火朝天而又相持不下的時候，中央文革小組來到了北大，7月25日和26日，連續兩個晚上在東操場舉辦萬人辯論大會。名曰辯論，實際上已有定論，便是肯定六一八事件，驅逐工作組。

這兩場辯論大會對我震動極大，使我第一次對文革產生了明確的懷疑。人們出於對毛澤東的敬仰，對江青也懷有相當的敬意，我也不例外。在當時，絕大多數人都不瞭解江青的歷史和個人品質，對這個突然成為中國政治舞臺上紅角的第一夫人充滿好奇。然而，第一次目睹她的公開表演，我不禁目瞪口呆。最令我吃驚的，一是她的飛揚跋扈，把工作組長張承先像孫子一樣地辱罵，二是她的公報私仇，當著萬人之眾抖摟家庭私事。在第二場辯論會上，形勢已經明確，支援工作組的人不再有發言權，臺上站著北大附中“紅旗”的中學生，其頭目彭小蒙是一個伶牙俐齒的女孩，做了一個火藥味濃烈的發言。江青為之助威，高喊：“誰不革命，誰就走開！”群情激憤之時，康生又火上澆油，厲聲宣佈：“張承先不只是反動路線，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的反動路線！”話音剛落，彭小蒙等舉起皮帶抽向張承先，而臺上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皆作壁上觀。在作總結髮言時，江青越說越激動，一聲“我要控訴”，便開始詳細數落張韶華如何利用毛岸青患有精神病而與之同居，張韶華的母親又是一個多麼壞的女人，說到最後，聲嘶力竭地叫喊：“我們家沒有這麼個兒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