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他的“思想隨筆”作序了。

第一次見到摩羅，我是有些驚異的：這樣一個文靜的書生，怎麼竟然以“惡魔”自居，而且為文壇學界所認可？這一回，為寫這篇序，通讀了他的大部分文稿，又再一次面對這個問題，並且引起了長遠的思索與無盡的感慨。

我想起了世紀初魯迅對“摩羅詩人”的呼喚——“摩羅”的筆名顯然是源於此的。那時候，魯迅正在殫精竭慮地尋找建立中國的“近世文明”的道路，“別立新宗”，即為中國在20世紀的變革提供新的理想與價值；為此，他提出了“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文化偏至論》）的理想，從而在現代中國的歷史上高舉起了“個體精神自由”的旗幟。魯迅認為，要實現“立人”的理想，關鍵是要有一批“精神界之戰士”，對於“理想在不攖”的中國傳統的“不爭之民”來說，他們無疑是異端的反叛者，但魯迅看來，這正是其價值所在。因此，他引來了19世紀西方以拜倫為代表的“摩羅詩人”以為同道，並且指明“凡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而為世所不甚愉悅者悉入之”。但魯迅的呼喚，在世紀初的中國，竟是應者寥寥；他於是仰天長嘆：“今索諸中國，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摩羅詩力說》）……

但在荒原中畢竟走出了第一批精神界戰士，而且在焦慮的期待中，陸續有了後繼者，經歷了五四直至抗戰的千錘百煉，中國終於有了一個以魯迅為先驅的“精神界戰士”的譜系。但是，接著出現的，卻是精神界戰士被懲罰、被改造，以至導致肉體與精神死亡的大悲劇。儘管對這悲劇產生的外在體制的，思想文化上的，以及中國知識者自身的根源，還有待於作更深入的研究，而且這也不是本文所要探討的，但嚴酷的事實卻是不可迴避的：到了摩羅這一代，開始獨立地面對世界，並要從前輩那裡尋求精神資源時，他們所面臨的，竟是一片精神廢墟。正像摩羅在好幾篇文章裡反覆強調的那樣，儘管他對被權勢樹為敵人而歷盡磨難的整整幾代知識分子充滿同情，但他從受難的姿態中卻並沒有看到應有的反省與抗爭，看到的卻是已經滲入靈魂的麻木症、恐懼症與工具欲——他甚至從被人們普遍認為是最優秀的知識分子代表人物身上也或顯或隱地看到了這樣的頑症；這就意味著，不是個別人，而是整整幾代知識分子，馴化，工具化了，而且至今也還沒有引出必要的教訓，以至他們中間少數覺醒者稍有反省，反而陷入孤立。這是真正的危機：苦難並沒有轉化為精神資源，精神界戰士的譜系中斷，失落了。這樣的發現，使摩羅驚恐不已；而當他把目光再轉向世界，就更感到困惑：為什麼處於同樣（相近）的境遇下，蘇聯與東歐國家的精神界戰士的譜系始終未斷，唯獨中國的知識分子被改造（馴服）得如此全面，徹底，而且永不覺悟（還美其名為“永不反悔”）？這是怎樣可怕的“中國國情”啊！而尤其讓摩羅痛心的是，他竟然難以開口：因為——說出真相，就會打破某些人過於良好的自我感覺而“冒天下之大不韙”。但摩羅畢竟未經“改造”，血性尚在，勇氣猶存，他奮筆直書，陸續寫下收入本集中的《論當代中國作家的精神資源》《巨人何以成為巨人》等文，並且引起了輿論界的重視。而我卻從他的這些文章裡，重又聽到了魯迅當年“今索諸中國，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的呼喚，經過一個世紀的犧牲，這歷史的重複（迴圈），更讓人感到透骨的悲涼——我們真的有“一切從頭開始”的力量與勇氣嗎？　。。

第一版序言：“精神界戰士”譜系的自覺承續（2）

而對摩羅這一代來說，也許更為嚴峻的考驗還在於他們自身的生存境遇。於是，又有了摩羅自稱的那個“幹泣的黃昏”的“死亡體驗”。這是同樣驚心動魄的發現——

“我們一點也不懂得這是恥辱。我們已經完全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