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魂，完全沒有自我。我們因為沒有自我與靈魂，所以也沒有了對於尊嚴的需要，沒有了對於人的生活的需要。我們是沒有需要的生靈，我們只需要一無所有，我們只配過一無所有的生活。”

“我們已經是非人，而且決不是從今天開始的。”（《咀嚼恥辱·恥辱的心靈》）

“前面已經無路可走，每一條貌似路途的去向都佈滿無限的恥辱，被這恥辱摧殘為非人乃是我們的宿命。我因為意識到無法擺脫這樣的命運而萬分絕望。”

“我真切地感到了滅亡的痛苦，我十分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肉屑四處飛迸。我無可掙扎地墜向恥辱的深淵。”（《咀嚼恥辱·非人的宿命》）

“我猶如大夢初醒。我扭著自己的頭髮，睜著恐懼的眼睛自責自問：我為什麼曾經這樣生活過？我為什麼依然這樣生活著？我還要這樣生活下去嗎？”（《咀嚼恥辱·恥辱的心靈》）

這是對自己的非人的生存境遇、無以擺脫的精神死亡宿命的體驗，這才是真正令人絕望的。也正是在這個“顫抖的黃昏”、“幹泣的黃昏”，摩羅想起了魯迅的“狂人”：“他知道自己是非人而對真的人懷著恐懼。他因為知道自己是非人而知道難見真的人”；並且引發了更為強烈的自責：“這種對於真的人的虔誠心哪裡去了？這種對於自身非人狀態的恥辱感哪裡去了？”——摩羅終於在經歷了自身的絕望的生存體驗之後，與魯迅相遇了。摩羅自己說他是“以心靈感應的方式，獨自發現了一個為我所獨有的魯迅”的；而在此之前，對教科書強制灌輸那個“魯迅”他是“懷疑且抗拒”的。而心靈的共震恰是表明了摩羅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接近魯迅的傳統：這自是意義重大的。

於是，摩羅又有了“光輝的（生存）體驗”：那是類似於魯迅（還有摩羅崇拜的孫中山）那樣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準備著“戰鬥而且失敗”的，“始終與中國社會最底層的人們一起掙扎”的反抗意志與“行動、創造、實踐”的慾望，以及“總感到前面有一種聲音在呼喚”，因而永不停止追求的“過客”式的生命選擇——摩羅因此說：“那個黃昏，是我今生的第一次死亡，同時也是我的第二次新生。”

而且很快就有了“孤獨的痛苦”的體驗。摩羅回憶說，他因為公開宣佈了“我們都是非人”的發現，被視為“瘋子”而遭驅逐（這幾乎是重複了魯迅筆下的“狂人”的遭遇）。他於是發現了自己的異端性，感受到了作為社會的叛徒（公敵）的孤獨。由此激發起“把自己與中國文人區別開來，與一切奴格區別開來”的強烈慾望：“倘若他們自視為救主，我就甘為叛神；倘若他們自視為聖靈，我就甘為邪惡；倘若他們自視為人，我就只有做魔鬼”。他於是點明：“我為自己取名為摩羅，便是這番寓意”（《咀嚼恥辱·醜陋的中國文人》）

摩羅就是這樣透過自身的絕望體驗、光輝體驗與孤獨體驗，而一步步地向魯迅所呼喚的“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而為世所不甚歡愉”的精神界之戰士靠攏。或者說，摩羅終於與魯迅所開創的，已經中斷了的精神界之戰士的譜系承續上了。

第一版序言：“精神界戰士”譜系的自覺承續（3）

這在世紀末的中國思想文化界，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因為那個“幹泣的黃昏”不僅屬於摩羅一個人，有那樣一批年輕人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這段時間內，經歷了一場精神的蛻變；他們透過自己的（而非外部權威暗示的）絕望體驗，開始面對世界與自我真實的（而非虛幻的）生存境遇，試圖尋求“自救、自贖”之路。我曾經說過，我們這一代（或幾代）中的部分人，是透過*中的絕望體驗才真正認識與選擇了魯迅的，由此引發了我們在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中的種種思考；而現在年輕的一代中的部分人又在世紀末的絕望體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