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具備秦時那樣的封閉的歷史條件。一百多年前，正是中國處於災難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階段，眾多列強之新科技日新月異，生產力飛速發展，軍事實力大大增強，其吞併中國之野心不斷膨脹。中國面臨著被瓜分和滅亡的深淵，形勢一日千里，刻不容緩，外部條件並不允許這種慢騰騰的換湯不換藥的政治改良。時代所迫已經容不得中國人在此蝸行龜步，以期在封建主義的舊瓶內著意精雕細刻所謂的資本主義。中國如此漫長的封建主義的影響，如此落後的生產力，而又如此遼闊的疆域面積，人們的思想如此封閉，外敵不斷窺視和覬覦著我國的市場和資源，僅僅侷限於在封建主義的框架內完成資本主義該是一件多麼緩慢而曲折的事情。所以戊戌變法無論成功與否都並不重要，關鍵的問題在於中國需要這樣的一場變法改良，較之其成功中國更需要的還是一場以失敗而告終的變法運動來喚醒後來者使之沿著前人的足跡徹底尋找到一條新的道路。所謂“緩不濟急”正是此理也。

當代的諸多人等似乎還在十分惋惜這樣一場變法的失敗，特別是當他們將其與近鄰的日本相比較時更是恨得牙癢癢的，我總覺得這是一件十分搞笑的事情，尤其是在中國爆發了舊*主義革命和新*主義之後。說來紙上談兵之輩，不唯當時人有，今人亦多矣。總之，我肯定戊戌變法的歷史意義，但並不惋惜其失敗。就象中國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那樣，需要從其失敗中產生新的覺悟，從失敗中重新傲然屹立起來，不怕失敗，不怕挫折，擦乾血跡，繼續摸索和探求中國之生路，也許這就是中華民族之偉力所在，這就是中華民族雖飽經滄桑而仍然能鳳凰涅槃浴死而重生的緣故！

疲於自保的孟嘗君

一、也談《讀孟嘗君傳》

孟嘗君在春秋戰國的歷史人物中佔有一定的地位，戰國四公子，公認以孟嘗君為最賢，名氣最卓著。後人對其多褒賞有加，在眾多的溢美之辭中也出現了不同的聲音。北宋王安石便對其大謬不然。在《讀孟嘗君傳》中王安石這樣評價道：“世人皆言孟嘗君善於招攬賢能之士，士人也多依附於他，最後也是依靠這些士人的智慧他才能安然從虎豹一般的秦國逃脫。唉！孟嘗君也只配做這些屑小鼠輩的首領罷了，哪裡稱得上善於招攬士人呢？不然的話，像齊國這樣強大的國家如能真正得到一個賢能的人就足可以制服秦國了，哪裡還需要雞鳴狗盜之徒來保命呢？雞鳴狗盜之徒出入其門，這是真正的賢士不願前去的根本原因啊！”

從傳統的意義上來說王安石的這番評價開一家之言，推翻了千古定案。但從現代的意義上來說卻有失偏頗。一方面孟嘗君是否真的象王安石說的不善於招攬士人呢？從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和歷史氛圍來看，從他對待士人的態度和實際效果來看，他還是善於招攬賢才的。另一方面也許更重要的還在於憑孟嘗君之才集中其門下眾士人之智是否足以使齊富國強兵乃至令秦國臣服呢，我個人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在集權制時代，君主往往要比一個臣子更能決定一個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因為君主的意志更能體現出一種國家意志，更能決定國家的未來。臣子不可能凌駕於君主之上而主導國家的大政方針。

為了更好地闡明這個問題在此不妨以商鞅變法來說明這個問題。秦孝公立位之初，秦國還是一個被視為“戎狄”的國家，被拒絕於中原各諸侯國會盟之外。秦國內部篡弒不止，動盪不安，以至於國力衰微，秦國的河西之地，盡被魏國奪去。此時的秦國，只能龜縮在河山以西，憑藉高山大河之險勉強自保。為了改變這種被動挨打的落後局面使秦國重新興盛強大起來，秦孝公於是痛下決心毅然頒佈求賢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好一個“吾且尊官，與之分土。”可以說沒有秦孝公如此大的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