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是不可能誕生這樣一次轟轟烈烈的大變法的。秦孝公的堅定的執政理念才是這次改革得以成功的先決條件。

不僅如此，君主的意志還決定了主要的施政方向。當初衛鞅也即後來的商鞅僅僅是向孝公推薦自己的才能就達三次之多（有說是四次），最終秦孝公才決定起用衛鞅來實施變法之舉。第一次召見時，孝公問以治國之道，衛鞅歷舉羲、農、堯、舜為對，語未及終，孝公已昏昏睡去矣。衛鞅的滔滔不絕倒成了絕佳的催眠曲。若衛鞅的主張得以施行，秦孝公或可以成為一代如堯日舜天之聖主，自然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那是不可能的。秦孝公對衛鞅的評價便是：“妄人耳！迂闊無用。”秦孝公第二次召見衛鞅，鞅備陳夏禹畫土定賦及湯武順開應人之事。孝公只是輕描淡寫地說：“客誠博古通今，然古今事異，所言尚未適用。”可見孝公對於成為象夏禹、湯武之開一代基業的明君並不感興趣。

只是在第三次秦孝公聽說衛鞅更有伯道之術以自薦才頓時有了極大的興致。衛鞅甫入，孝公便問道：“聽說你有伯道之術，何不早賜教於我呢？”衛鞅卻回答說：“並非臣不想說，只是伯道之術與成就帝王之術迥乎不同。帝王之道在順民情；而伯者之道，必逆民情。”一句驚世駭俗之語頓時令孝公勃然按劍變色。衛鞅卻不管不顧地解釋說：“夫琴瑟不調必改弦而更張之。政不更張不可為治。小民安於現狀，不顧百世之利，可與樂成，難於慮始。如仲父相齊，作內政而寄軍令，制國為二十五鄉，使四民各守其業，盡改齊國之舊制。此豈小民所樂從哉？及乎政成於內，敵服於外，君享其名而民亦受其利，然後知仲父為天下才也。”孝公這才歎服：“此誠有仲父之術。”

衛鞅誠有才矣。“帝、王、伯”三術均備，秦孝公獨採納其伯術，可以說這才是商鞅變法能成功的先決條件。為達此目的，秦孝公根本不在意推行這種主張將會有多麼的“逆民情”，會打亂舊有的秩序，對現存的制度造成多麼巨大的衝擊。後人獨推崇商鞅在變法中的作用，其實秦孝公才是決定這次變法成功的大環境。

孟嘗君之未遭遇明主是他無法施展自己才能的原因的一個重要方面。另一個原因在於，齊國並不具備徹底變法以圖使秦國臣服的條件，孟嘗君處於他所在的身份和地位也不可能成為象商鞅式的改革家。一場轟轟烈烈的改革之出現要有十分苛刻的歷史條件，誠可謂百年難於一遇。具體到戰國時期會有以下幾個方面的限制條件：一、它必須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這是因為社會的發展不可能超越歷史條件而存在；二、改革必須得發生在一個新興之國或是一個經濟、政治、文化相對於其他國家而言又比較落後的諸侯國。這卻是因為在一個國家是存在著一定的惰性的，不被逼上梁山是斷然不會痛下決心進行這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的。現有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相對完備倒很可能成為妨礙改革產生的天然的瓶頸。所以改革適用於力圖後來居上者，後發制人者；三、要求改革的國家還必須是具備一定實力的國家，一個“鼻屎大”的國家除了疲於應付周圍各虎狼之國的蠶食和掠奪外既無改革之動力，也不可能產生有利於改革的穩定的條件，更無法鞏固改革之成果。齊國作為老牌的諸侯分封國，經濟條件遠比當時實施過改革的魏、楚、秦三國要優越得多，政治制度、文化制度較之完備許多，這些卻都成為妨礙改革的天然絆腳石。同樣改革家之誕生也是有條件的，作為奴隸主貴族的忠實代表的孟嘗君之流是不會成為為封建地主階級倡言的改革家的，因此對他作此要求是不符合歷史的。孟嘗君之作為一個政治家只能成為一個守成型的舊式政治家，按舊有的標準來說是很不錯的，但是換一個角度來說，他可能是改革的最大反對派。他越是傑出，越是優秀同時也就越“反動”，越是會違逆歷史潮流。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