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老答曰：“沒有，俺這裡出生的都是小孩。”這些小孩，將來可能成為一個科學家，一個文學家，或一個政治家，但也可能成為一個小偷、一個小官僚，或一個賣國賊。我們絕對不認為教育是萬能的，但我們認為教育是最重要的，非常非常最最重要的。沒有教育，就沒有人才；沒有人才，就啥都沒有。即令把所有制造原子彈的秘密程式堆到柏楊先生面前，你就是打死我，我也造不出。

教育這個神聖工作的責任，幾乎全部落到教習身上。吾友俾斯麥先生在普法戰爭後，自豪曰：“德國的小學教習使德國獲得勝利。”我們不是說中學堂大學堂的教習不重要，而只是說小學堂的教習更重要，是他們打定了國家民族結實的基礎。即令美奐美輪的樓房塌啦，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德國一樣，被拆了個斷垣殘瓦，仍能夠迅速再蓋起來。

小學教習的重要，由於他們在潔白如紙的孩子們的心靈上，寫下的是永不能磨滅的痕跡，這痕跡往往影響孩子們的一生。可是多少年來，教習的地位一天不如一天。教師節那天固然熱鬧得有板有眼，實際上連發個慰勞金，官老爺還要一網打盡般的把教習集合起來，一一驗明正身。蓋官老爺相信教習們都跟柏楊先生一樣的詭計多端，如果不嚴刑峻法，定出紕漏。在這種情形之下，尊師重道也者，不過湯鍋餵鴨子，只看見一張嘴。

然而，小學教習無負於此。就在今年（一九七七）十月六日，發生石破天驚的慘案。花蓮縣鳳林鎮的山興國民小學堂跟鳳林鎮之間，隔著一條變化多端的花蓮溪，平常有一個草草搭成的便橋，山洪暴發一次，該便橋就被沖垮一次，而這次不知道啥時候又被沖垮啦，反正溪的兩岸住的都是三無牌──無權、無錢、無地位的朋友，所以不要說橋塌啦，就是天塌啦也沒有人理。

十月六日那天，六位住在鳳林鎮的山興國民小學堂的教習：陳國義先生、林實時先生、張箭先生、鄧玉瑛女士、鍾美月女士、陳淑娥女士，像往常一樣，脫下鞋子，橫渡溪水。想不到走到中流，溪水猛漲，陳國義先生和林實時先生，跌跌撞撞地在激流中翻滾了約二百公尺，總算命不該絕，勉強掙扎著爬出來。鍾美月女士和陳淑娥女士一看情形不對，趕快回頭。而可憐的張箭先生和鄧玉瑛女士，卻從此一去不返，等到人們再看到他們的時候，已是兩具屍體。悲夫！

張箭先生任教已十六年，鄧玉瑛女士任教僅僅六天。張箭先生是鄧玉瑛女士的長輩，為了呵護晚輩，竟同歸於盡，而鄧玉瑛女士不過是暫時代課。這一對情同父女的教習，為了對孩子的愛心，為了盡到職責，他們每天涉水而過。報上說，即令在平常日子，溪流都水與腰齊。嗚呼，那是一個什麼場面，教習們每天一去一返，兩次都要雙手把鞋子和教科書舉到頭頂，踉踉蹌蹌在深水中試探著邁步，如果這是一個電影鏡頭，觀眾們會為他們的行為深切感動。可是，卻從沒有人理會他們，從沒有人想到這一群國家牆角的石頭，任憑他們受苦受難，而他們也沉默得像牛一樣，對孩子、對教育、對國家，奉獻出他們的耕耘，沒有怨言，沒有吶喊，最後更壯烈而悲慘地奉獻出他們的生命。他們對國家付出的太多，國家對他們回報的太少。吾友甘乃迪先生曾曰：“我們不要問國家對我們做些什麼，要問我們對國家做些什麼。”這兩位教習已對國家做了些什麼，現在應該是我們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