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在水龍頭旁邊舀水，有的用斷了齒的木梳梳掉緊粘在頭髮裡的棉絮，有的兩個一組兩個一組地用扁擔抬著平滿的馬桶，吆喝著從人們身邊擦過。帶工老闆或者打雜的拿著一疊疊的名冊，懶散地站在正門出口——好像火車站剪票處一般的木柵子前面。樓下的那些席子、破被之類收拾了之後，晚上倒掛在牆壁上的兩張板桌放下來了。十幾只碗，一把竹筷，胡亂地放在桌上，輪值燒稀飯的就將一洋鉛桶漿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中央。她們的伙食是兩粥一飯，早晚吃粥，午飯由老闆差人給她們送進工廠。所謂粥，是用鄉下人用來餵豬的豆腐渣加上很少的碎米、鍋巴等煮成的。粥菜？這是不可能有的。有幾個“慈祥”的老闆到菜場去收集一些菜葉，用鹽一浸，這就是她們難得的佳餚。

只有兩條板凳，——其實，即使有更多的板凳，這屋子也不能同時容納三十個人吃粥。她們一窩蜂地擠攏來，每人盛了一碗，就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門口吃。添粥的機會，除了特殊的日子，比如老闆、老闆娘的生日，或者發工錢的日子之外，通常是很難有的。輪著擦地板或倒馬桶的，常常連一碗也盛不到。洋鉛桶空了，輪不到盛第一碗的還捧著一隻空碗。於是老闆娘拿起鉛桶到鍋子裡去刮一下鍋巴、殘粥，再到自來水龍頭邊去衝上一些冷水，用她那剛梳過頭的油手攪拌一下，氣烘烘地放在這些廉價的“機器”們前面。

“死懶！躺著死不起來，活該！”

十一年前內外棉的顧正紅事件之後，尤其是四年前的“一？二八”戰爭之後，日本廠家對於這種特殊的廉價“機器”的需要突然地增加起來。他們大量用這種沒有“結合力”的“包身工”來代替普通的自由勞動者。據說這是一種極合經濟原理和經營原則的方法。

第一，包身工的身體是屬於帶工老闆的，所以她們根本就沒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們每天的工資就是老闆的利潤，所以即使在她們生病的時候，老闆也會很可靠地替廠家服務，用拳頭、棍棒或者冷水來強制她們去做工。就拿上面講到過的“蘆柴棒”來做個例吧（其實，這樣的事倒是每個包身工都會遇到的），有一次，在一個很冷的清晨，“蘆柴棒”害了急性的重傷風而躺在床（其實這是不能叫作床的）上了。她們躺的地方，到了一定的時間是非讓出來做吃粥的地方不可的。那一天，“蘆柴棒”實在不能掙扎著起來了，她很見機地將身體慢慢地移到屋子的角上，縮做一團，儘可能地不佔屋子的地位。可是在這種工房裡面，生病躺著休息的例子是不能開的。一個打雜的很快地走過來了。幹這種職務的人，大半是帶工的親戚，或者是在地方上有一點勢力的流氓，所以在這種地方，他們差不多有生殺予奪的權力。“蘆柴棒”的喉嚨早已啞了，用手做著手勢，表示沒有力氣，請求他的憐憫。

“假病！老子給你醫！”

打雜的一手抓住“蘆柴棒”的頭髮，狠命地把她提起來往地上一摔。“蘆柴棒”手腳著地，打雜的跟上去就是一腳，踢在她的腿上，照例又是第二、第三腳。可是打雜的很快地就停止了。據說那是因為“蘆柴棒”那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的腳趾。打雜的惱了，順手奪過一盆另一個包身工正在摸桌子的冷水，迎頭潑在　“蘆柴棒”頭上。這是冬天，外面在刮寒風，“蘆柴棒”遭了這意外的一潑，反射地跳起來。於是在門口刷牙的老闆娘笑了：“瞧！還不是假病！病了會好好地爬起來？一盆冷水就醫好了！”

第二，包身工都是新從鄉下出來，而且大半都是老闆的鄉鄰，這在“管理”上是極有利的條件。廠家除了在工房周圍造一條圍牆，門房裡置一個請願警，門外釘一塊“工房重地，閒人莫入”的木牌，使這些鄉下小姑娘和外界隔絕之外，將管理權完全交給了帶工老闆。這樣，早晨五點鐘由打雜的或者老闆把她們送進工廠，晚上六點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