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領回來，她們就永遠沒有和外頭人接觸的機會。所以包身工是一種“罐裝了的勞動力”，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使用，絕沒有因為和空氣接觸而起變化的危險。

第三，那當然是工價的低廉。包身工由帶工帶進廠裡，廠方把她們叫做“試驗工”和“養成工”。試驗，意思是試驗有沒有工作的能力；養成，意思是將一個“生手”養成“熟手”。最初，工錢是每天十二小時大洋一角至一角五分，工作是不需要任何技術的掃地、開花衣、扛原棉、送花衣之類。幾個星期之後就調到鋼絲車間、條子間、粗紗間去工作。一些在日本通常是男工做的工作，在這裡也由這些工資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們擔負下來。

五點鐘，上工的汽笛聲響了。紅磚“罐頭”的蓋子——那扇鐵門一推開，帶工老闆就好像趕雞鴨一般把一大群沒鎖鏈的奴隸趕出來。包身工們走進廠去，外面的工人們也走進廠去。

織成衣服的一縷縷的紗，編成襪子的一根根的線，穿在身上都是光滑舒適而愉快的。可是從原棉製成這種紗線的過程，就不像穿衣服那樣的愉快了。紗廠工人的三大威脅，就是音響、塵埃和溼氣。

沒有人關心她們的勞動條件！這大概是自然現象吧，人在這三種威脅下面工作，更加容易疲勞。但是野獸一般的“拿摩溫（工頭）和“蕩管”（巡迴管理的上級女工）監視著你。只要斷了線不接，錠殼軋壞，皮輥擺錯方向，乃至車板上有什麼堆積，就會遭到毒罵和毒打。包身工是“拿摩溫”和“蕩管”們發脾氣和使威風的物件。在紗廠，活兒做得不好，罰規大抵是毆打、罰工錢和“停生意”三種。那麼，從包身工所有者——帶工老闆的立場來看，後面的兩種當然是很不利的了。罰工錢就是減少他們的利潤，停生意非特不能賺錢，還要貼補二粥一飯，於是帶工頭不假思索地愛上了毆打這辦法了。每逢端節重陽年頭年尾，帶工頭總要送禮給“拿摩溫”們。那時候他們就會拍馬地說：“總得請你幫忙，照應照應。我們的小姑娘有什麼事情，儘管打，打死不要緊，只要不是罰工錢停生意。”

打死不要緊，在這種情形之下，包身工當然是“人得而欺之”了。有一次，一個叫做小福子的包身工整好了爛紗沒有裝起，就遭了“拿摩溫”的毆打，恰恰運氣壞，一個“東洋婆”（日本女人）走過來了，“拿摩溫”為著要在主子面前顯出他的威風，和對東洋婆表示他管督的嚴厲，打得比平常格外著力。東洋婆望了一會，也許是她不歡喜這種不“文明”的毆打，也許是她要介紹一種更“合理”的懲戒方法，走近身來，揪住小福子的耳朵，將她扯到救火用的自來水龍頭前面，叫她向著牆壁立著；“拿摩溫”跟著過來，很懂東洋婆的意思似地，拿起一個丟在地上的皮帶盤心子，不懷好意地叫她頂在頭上。東洋婆會心地笑了：“這個小姑娘壞得很，懶惰！”

“拿摩溫”學著同樣生硬的調子說：“這樣她就打不成磕睡了！”

這種“文明的懲罰”，有時候會叫你繼續到兩小時以上。兩小時不做工作，趕不出一天該做的活兒，那麼工資減少而被帶工老闆毆打，也就是分內的事了。毆打之外還有餓飯、吊起、關黑房間等等方法。

在一種特殊的優惠的保護之下，吸收著廉價勞動力的滋養在中國的日本紗廠飛躍地膨大了。單就這福臨路的日本廠子講，一九○二年日本大財閥三井系的資本收買大純紗廠而創立第一廠的時候，錠子還不到兩萬，可是三十年之後，他們已經有了六個紗廠，五個布廠，二十五萬個錠子，三千張布機，八千工人和一千二百萬元的資本。美國的一位作家索洛曾在一本書上說過，美國鐵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橫臥著一個愛爾蘭工人的屍首。那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