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死亡與人性的詩意表達。只是這一面，在文學史和批評史的敘事裡被輕輕抹去了。也許是對於50~70年代革命歷史敘事太過不滿，當時的評論家有一種經典化的急迫，而這種急迫表現在放大莫言與以往敘事不同的方面，比如狂歡化的“民間”立場，比如拉美風的魔幻主義，卻有意或無意地遺忘和疏漏了另一個重要傳統——來自俄羅斯和前蘇聯人道主義的戰爭敘事。莫言在回憶《紅高粱》的創作動因時曾說，他想寫戰爭中的人和人性，把戰爭當成“人類靈魂的實驗室”，其心中的典範是前蘇聯電影《第四十一》。這種人道主義的戰爭敘述，本來亦足以構成反叛的因素，只是在當時，在更為新鮮時髦的話語面前，批評界對此集體沉默，這足以看出那個時代人們追新求異的急切。而莫言自己也說，他曾按批評的方向自覺調整自己的寫作，比如更魔幻一點。這種時髦話題有多大程度上壓倒了文字本身？魔幻主義有沒有限制和抹殺了莫言的另一種可能性？為什麼他後來會更多地向漢語寫作自身的傳統後撤？批評總是不斷迎合“當下”的需求，卻忘記了這種“當下”總有一天也會變成歷史。一個作家的寫作史，某種程度上也是與批評家不斷妥協和較勁的歷史。但不管怎樣，批評與寫作這種合謀與互動總比兩不相干要好，而在這樣的情況下竟然能寫出如此優秀的作品，這不得不歸結於莫言天賦的才華。我是說，莫言不可思議地找到了自己個性化的表達方式，他的既肉感又靈性、既粗糲又細膩、既熾熱又蒼涼、既蠻野又優美的“狂歡化”文體，開創了一個時代的文學疆域和記憶。

莫言的天賦才華還體現在另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反叛中極為清醒的對話意識。十七年紅色經典對於莫言的意義，不僅僅是負面的超越，他曾經講述過《苦菜花》的情愛敘事對於其作品的影響；草莽英雄和野史傳奇的筆法，在《林海雪原》等作品中也有被壓抑的呈現。他的反叛是在當代文學傳統內部的一次期待已久又如此不同的呈現。當莫言的作品已經內化成這個文學傳統的一部分，當性與暴力已經成為一種令人乏味的成規化的書寫，新的叛亂從哪裡開始？今天我們將與誰對話？我們常常感到迷惘的是，這個時代文學所呈現的前所未有的豐富性，讓我們喪失了叛亂的激情與方向。不會再有如同當年的歷史時刻了，我們每個人都在孤獨地面對叛亂的難度與可能。對我而言，重溫這些經典作品以及它們的批評史，亦是在梳理我們這個蒼涼時代的文學發展脈絡，是追問我們從何處來，以及我們還可以去向何處。永遠叛亂和拒絕趨同，這應該是文學寫作最應該警惕和記住的問題。

2008年9月28日匆就

歲月生成的刀子

我說過的，這幾年，我靠讀、寫小說而變得更加自由、輕逸。有時候，似乎比飛翔還自由，還輕。相對於讀來說，寫是沒什麼好說的。寫是潛行，是抵達內心秘密的傷痛，是朋友說的“黑夜裡最黑的花”，只適宜品味，而不適宜說的。讀是看人鬧，聽人說，聽了看了總有些看法、說法。總體講，這些年，讀當下小說，不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好話居少，難怪有人說：不讀活人的作品。不過，振振有詞地這麼說、這麼做，我以為也是一種招搖，沒什麼好學習的。所以，我一直鼓勵自己要讀身邊人的作品，哪怕讀得興意索然也要讀，一邊惡語交加一邊讀。甚至，我還等著讀某些人的新作，看他們的武功是高了，還是廢了。高了我高興，廢了我也高興，反正總是找得到樂。

何大草是屬於我在“等著”的人。與那些聲名顯著的作家比，等著看他作品的人大概不會太多，這似乎使我的等待變得格外珍重。珍重又似乎拉長了我的等待。我深刻感到，何大草這部新作：《刀子和刀子》，創作的時間比我想象的要長，問世的時間也比我想象的長。長是一種複雜，有可能是一種困難，也可能是一種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