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機已汗流浹背，忽看見一束光亮，如見救星。一間陋屋，一張惶惑的笑臉，亮在車燈中，令我們倍感親切。我就這樣認識了“４站長”：一個1992年入伍的藏族兵。他的真名叫索拉，　喊他“４站長”是因為他獨個人掌管著４號變電站。這裡海拔4537米，缺氧使記者的防風打火機變成了一塊廢鐵。那天晚上，“４站長”索拉為我們忙乎了近一個小時，總算使車輪變得粗糙而有一定防滑能力。他誠懇的笑臉和默默勞作的樣子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以後，我曾幾次順便去看過他，由於他不會漢話，我們無法交流。但眼睛足夠讓我瞭解了他，一臺晝夜鼓譟不止的發電機，一部“熊貓”牌全波段收音機，陪伴他度著每一個白天和夜晚。他喜歡笑，張嘴動手，臉上總是堆著滿滿的笑。可我老覺得他似乎並不會笑，不論為什麼，總是那麼一個笑容，充滿羞澀和誠懇。我想這大概是因為他經常對著收音機一個人發笑的緣故。如果說發電機是他的工作，收音機就是他工作之外的全部，是戰友，是老師，是願望，是生活。對這樣一個給予他如此之多之好的東西，他似乎只能對它這樣笑：誠懇而愧疚。所有藏族兵入伍後最大的願望就是學會說漢話，索拉也是，不同的是，他只能靠收音機幫他達成這一美好願望。最好的收音機也不能跟一個漢族戰友比，所以他學漢話的過程比其他藏族兵要顯得艱難又緩慢。這年冬天，我出藏前去見過他一次，他依然無法與我交流，咿咿呀呀的聲音聽了使我有些難受。也許我是有能力說服個別領導為他配一個漢族戰友的，這樣的話，我想他的日子不會被無盡的寂寞拉長，他學漢話的道路也不會如此漫長。我雖然想到了，卻沒有去做，我的難受正是因此而發。

休了兩個月假，又去北京學習了半年，當我再見到索拉時，已是次年秋天。最漫長的路都有盡頭。這回，他嘴裡發出的不再是咿呀聲，而是全然一新的藏族普通話，比我想象的要流暢得多。但幾個回合下來，我發現我們的交流依然問題諸多，他常常答非所問，像是聽不懂我說的，而風馬牛不相及的答話又像不是在對我說，而是對空曠的大山，聲音大得像喊叫。後來他指著耳朵跟我說：“這個……不行了。”笑笑，又指著轟鳴的發電機說，“這樣也好，免得我每天聽它噪噪。”臉上毫無痛苦表情。我卻非常替他難過。我知道，正因為它不盡的“噪噪”，才讓他失去了聽覺。失聰的他，聽不到的不僅僅是發電機的噪音，還有收音機的聲音。失卻了收音機，他生活的一半也就被無情切割了，寂寞將加倍地陪伴他度過分分秒秒。而他千辛萬苦學會的漢話，又跟誰去說呢？有了人，又怎麼跟人去說？他並不識字，這是最要命的。那天走前他告訴我，他已經開始學習識字，因為現在的他只有透過漢字才能與我們交流。我想這肯定比他當初跟收音機學說漢話還要難，但這跟他一個人在如此高海拔地方生活相比又似乎要容易多了，所以我相信他一定會成功的。

羊卓雍湖的歲月是我生命中的一筆濃彩，“４站長”索拉又是我這段歲月中的一個亮點，他誠懇的笑容時常浮現在我眼前。有時候我想，生活並不公平，但索拉我想一定不會這樣想的，否則他不會這麼打動我。

1998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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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邱繼寶

他是個農民，卻讓幾千上萬的農民走進了城市。他是個窮人，卻擁有億萬有形資產和更多更多的無形資產。他在海邊長大，卻有山的意志。他出身卑微，卻從沒有自卑過——自卑是懦弱的通行證。他被人傷害過，卻從中悟到了勝者的岸。他鏖戰商海，曾經要錢沒錢，呼天求地，苦不堪言，如今卻笑傲江湖，獨佔鰲頭。他也許初中都沒畢業，卻滿腹經綸，談吐慷慨頗見學識，比博士還博學。他身不高，魄不魁，初次見面，面容中略含羞澀，但轉眼你會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