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慰藉皇帝,不斷謊報軍情,詭稱捷報頻傳。
他的那些“捷報”全是假的。談遷在《國榷》中指出,如果周延儒真心要報效國家,在險要關隘佈置伏兵,另外分兵從後面追擊,孤軍深入、疲憊不堪的清軍勢必遭到重創。然而他沒有這樣做,大量軍隊尾隨在清軍後面,放縱他們出塞北上。無怪乎當時有人懷疑周延儒是不是接受了清軍統帥的重賄,故意假道放行。這種懷疑顯然沒有根據,周延儒再奸佞,也不至於做出叛國的事情。但是,如此精明的他,居然在皇帝眼皮底下,謊報軍情,實在匪夷所思,或許是聰明反被聰明誤吧!
周延儒此人太精明,太不老實,自以為佔了便宜,其實是最大的吃虧。他也不想一想,如此眾目睽睽之下的戰爭動態,老是謊報軍情,難道不會露出破綻?朱由檢並非昏君,那麼容易欺騙?他早就有所佈置,錦衣衛都督駱養性派出的情報人員,就在前線,他們打探到真實情況,透過司禮監太監報告給皇帝,所以朱由檢瞭如指掌。他對周延儒竟敢以謊報軍情的手法,欺君罔上,大為惱怒,下令五軍都督府、兵部官員組成軍事法庭,對周延儒“矇蔽推諉”的案情進行審查。審查雖然是“背靠背”進行的,畢竟受審查的物件是政府首腦,軍事法庭不敢對周延儒嚴加懲處。
周延儒自己深知罪行嚴重,正惴惴不安地“席藁待罪”為了免於一死,自己向皇帝請求流放邊疆。
令人不解的是,皇帝下了一道措辭極其溫和的聖旨:“卿報國盡忱,終始勿替,許馳驛歸,賜路費百金,以彰保全優禮之意。”
這道聖旨是讓他體面地致仕(退休)為了保全對他的恩寵,還賞賜路費,由官方的驛站送他迴歸宜興老家。當有關部門的審查報告送上,請皇帝批示時,他回答說:周延儒功大於罪,不必再議了。
就這樣,已經做好流放打算的周延儒,居然僥倖逃過一劫,得以衣錦榮歸了。
難道周延儒從此就可以優遊林下,避開政治風波了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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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很難說,恐怕凶多吉少。此人復出後固然做了一些好事,但是秉性難改,私心太重,過於貪婪,一旦下臺,言官們決不會放過他。正如李清《三垣筆記》所說,有識之士以為,周延儒應酬交際太濫,門生故舊有所請求,很少有不答應的;他又熟於世故,講究情面,熱衷於權錢交易,對於賄賂是來者不拒。一旦事發,必將面臨兩難選擇,如果遵紀守法勢必遭來怨恨,如果徇私枉法必將連累自己,二者必居其一。李清也算是周延儒的門生故舊,瞭解他的為人,在他勢力最為顯赫的時候所作的預測,日後果然應驗了。然而,人貴有自知之明,這是機敏過人的周延儒始料不及的。
突破口就是周延儒的門生範志完。志大才疏的範志完,憑藉“座主”周延儒的權勢而飛黃騰達,由山西巡撫晉升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薊州、永平、山海、通州、天津各鎮軍務;以後又以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遼東寧遠軍務兼遼東巡撫,不久又兼任薊州、昌平、通州、登州、天津等處總督。也就是說,遼東、山海關內外、京津地區的防務,完全交給一個總督,這是極不明智的。當年袁崇煥這樣的幹才尚且難以盡責,何況範志完是一個大言不慚毫無軍事才能的人!為什麼周延儒會把如此重要的崗位交給範志完,其中必然有不可告人的內幕交易。一旦事發,這兩個人都難以辭其咎。
果然,清軍從長城的牆子嶺要塞突破,攻陷薊州、北京附近地區。這是範志完的重大瀆職事故,官員們彈劾他疏於防範、貪婪無能,要求嚴加懲處。朱由檢考慮到敵軍未退,責令他戴罪立功。但是他戴罪而不立功,膽怯之極,始終不敢與清軍決戰,聽任他的軍隊尾隨清軍,到處搶掠。
山東武德道兵備僉事雷演祚向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