件之中，而沒有閒暇的時間去寫信。她很快就意識到革命對私人生活的衝擊，1789年9月4日她這麼寫道：“只有在照亮整個國家的愛情聖火被點燃之後，高貴的男子才能跟隨著愛情的火炬。”1789年是她私人生活的重要分界線，因為這一年是國家政治生活的分水嶺。結果是，她較個人化的“私人*”只不過記述了革命開始階段所發生的事情。即使是在去世之前，羅蘭夫人還能表達她對女兒的感情，“我希望有一天她能安安靜靜、默默無聞地盡到一個妻子和母親的責任。”涉足公眾生活會毀掉一個母親的私人生活，因此她希望女兒的命運會有所不同，能擁有一個遠離公眾目光的、幸福的私人生活。書包網

公共機構與私人信仰（5）

對於18世紀90年代和19世紀初人們的私人感情，我們能瞭解到的非常有限。這也表明了當時人們重視的首先是革命程序，其次是對國家的建設，只不過，每個人的形式不同而已。兒子們被送去打仗；牧師被驅逐；教堂被挪作非宗教的用途，然後又得到恢復；被拍賣的土地因移居國外的家庭的返鄉而被購回；結婚的慶祝方式多種多樣；離婚也成為一種可能。甚至個人的名字也受到了影響，特別是在1793年和1794年，孩子們經常被取名叫布魯圖、米修斯－斯卡弗拉、佩裡克勒斯、馬拉和熱瑪貝，甚至是納瓦特、貝特拉夫和梅西德瑞斯。與女孩相比，男孩子更容易被起一個革命者的名字，而且這種狀況在非婚生和被拋棄的孩子身上更常見。1794年後以革命者的名字來取名的風氣很快就過時了，不過到了19世紀，偶爾還會有叫普拉熱爾、埃皮克埃－戴莫克拉蒂或者瑪麗－利伯蒂（意為革命、*和自由）的。個人的名字成為公眾傳統的承載者。

對革命事件的關注也可以從普通人的書信和自傳短篇中看出來。一個巴黎的玻璃工雅克－路易？梅納特拉在他的日記中描寫了他在革命中的親身經歷。雖然日記是他自己創作的，但他經常使用熱月黨領導者的語言：“法國人呼吸的都是鮮血……羅伯斯庇爾的國民會議只不過是控告者的賊窩，這些帶有報復心的人試圖摧毀一個黨派，然後另建一個新的。”巴黎的書商尼古拉？呂安特在給他哥哥的信中詳細描繪了巴黎反反覆覆運動和國家的政治，而幾乎沒有涉及其他內容。上述兩個人都只是偶爾才寫到他們的家庭生活。當呂安特唯一的兒子死了以後，他中斷了書信的寫作，隨後他是這樣來解釋自己的沉默的：“高燒，要不就是醫生奪走了我們最親的人。現在，我們為什麼而生活？”梅納特拉講述了他女兒的離婚和再婚，他希望女兒能忘掉第一個野獸丈夫所帶來的痛苦和不幸。在1795年的那場苦難中，他自豪地說：“我現在過得很好。我們根本沒有感受到饑荒的存在……我們有很好的食物。”

那些生活更加可憐的人幾乎沒有留下講述他們私人生活故事的東西。除了1747年之外，1794年、1804年和1814年的死亡率是最高的。在充滿危機的年份，自殺的人數也是最多的。在1789年至1801年之間，這個數字在不斷地上升，到1812年達到了最高點。在拿破崙時期，巴黎每年有150人自殺，而幾乎所有的人的自殺方式都選擇了跳入塞納河。在自殺的人之中，男性是女性的三倍。毫無疑問，這是因為天主教教義的禁條對婦女更有約束力。巴黎的自殺者並不是那些想在首都結束他們不幸時光的無業遊民，他們只是落魄的人，看到生存狀況會變得更差，因此承受不了而已。他們留下的只有身上穿的衣服和能讓親戚、朋友和鄰居來辨認屍體的證明物。實際上，我們對於他們的內心情感並不瞭解，只知道他們寧願死在塞納河的泥水中也不願意去繼續奮鬥。

薩德侯爵的革命（1）

在描述革命中的私人生活時，我們通常要用到社會史的數字和來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