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賈樟柯發現了中國的鄉鎮，我想這並非溢美之詞，事實上，他不僅為我們展現了獨特又具有廣泛代表性的中國鄉鎮（即使是以都市為背景的《世界》，也讓我們看到大都市骨子裡的鄉鎮氣息），他更以對小地方小人物的準確把握，讓我們窺見了全球背景下的大中國。觀看他的影片，我每每驚歎於他對細節的捕捉，對道具的深入開發和運用，更重要的是他對世態人情平靜而高超的體察，看似漫不經心，實則獨具匠心。他在表達上體現出的既不媚俗又不媚雅的大家風範，讓我想到我最喜愛的另外兩位東方電影大師——小津安二郎和侯孝賢。

與賈樟柯相約的這次訪談最初是在2005年的6月，但因他臨時去日本、法國和澳大利亞參加電影節或商談合作事宜而幾次未能踐約，中間他還穿梭在北京和四川數月，拍攝完成了他的第五部劇情長片《三峽好人》。2005年12月11日的中午十一點，我們才終於在深圳的海景酒店坐下來。這天他是凌晨三點從香港趕到深圳，下午六點他將飛赴上海，我們只有幾個小時的談話時間。在酒店向陽的客房裡，賈樟柯靠著床沿坐在地毯上，我坐在窗前的搖椅裡，冬日的暖陽灑在他的臉上，隨著窗紗的飄動斑斑駁駁變幻，桌上有茶和咖啡，但賈樟柯沒有喝，問他要不要吃點東西，他說不吃，吃了會犯困。在差不多四個小時的訪談中，他只是一根接一根不停地抽菸。

沉迷電影學會打架

王樽：我注意到，在你選擇的“我所喜歡的十部影片”裡，多是比較老的藝術片，它們的美學特點比較一致，對你的影響應是成為電影人之後，而不是青少年成長時期的賈樟柯，它們和你最早的電影啟蒙應該是不同的。

賈樟柯：是有所不同。我最早接觸到拍電影的概念，其實是一部我沒有看過的電影，那個電影叫《我們村裡的年輕人》。

這部電影我沒有看過，但是我父親當時看過那個電影，而且他還看過那部電影的拍攝過程。大概是五十年代，我父親那時還是個中學生，攝製組就在我們老家拍。因為馬烽算是半個汾陽人，他的很多作品像《我們村裡的年輕人》，後來的《撲不滅的火焰》、《淚痕》這些都是在汾陽拍的。我記事的時候大概是七八歲，1977、1978年的時候。那時候“文革”剛結束，我記得父親總是下班特別晚，晚上總要開一些批鬥會、清查會，父親回來得再晚，我們一家人也得聚在一起吃飯，他總講他騎腳踏車跑到玉道河村去看拍電影的情況。他非常興奮，那時候夜裡總停電，藉著爐火，我可以看到他臉上興奮的光彩。

王樽：你父親當時多大歲數？做什麼工作？

賈樟柯：大概四十歲左右，在中學裡教語文。他給我講述拍電影的場面，讓我首先對這個職業非常尊敬，因為我覺得我父親都那麼尊敬拍電影的，所以我也特別的尊敬。直到現在，我做了這個職業之後，隱隱約約的，總記得父親談起這個職業的樣子。

王樽：《我們村裡的年輕人》曾名噪一時，又是表現你家鄉的生活，你一直都沒有看過？

賈樟柯：沒有看過，但想象過。基本上就跟當時看到其他任何一部電影一樣，人們都整齊劃一，都有理想，都願意犧牲，總之就是好人好事。

王樽：那時候，書基本沒得讀，娛樂更是空白，可憐的幾部電影就是逃避現實的最好選擇。你最早完整看過的電影是哪部？印象最深的是哪類電影？

賈樟柯：最早的電影記憶是《平原游擊隊》，裡面李向陽手執雙槍、騎著馬衝過村莊的情景。但印象最深，且對我的生活有直接影響的是香港的商業電影。

那時正值青春期，我特別愛看電影，基本上從初一到高三，六年時間裡，大約是從1984年開始，我幾乎天天都泡在錄影廳裡。因為我上初中的時候汾陽開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