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後知後覺。研究開始時並沒有顯露出什麼奇才異能，連我自己都不滿意。後來逐漸似乎開了點竅，到了德國以後，才算是走上了正路。但一旦走上了正路，走的就是快車道。回國以後，受到了眾多的干擾，十年浩劫中完全停止。改革開放，新風吹起。我又重新上路，到現在已有二十多年了。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在　病　中（15）

根據我自己的估算，我的學術研究的第一階段是德國十年。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原始佛教梵語。我的博士論文就是這方面的題目。在論文中，我論到了一個可以說是被我發現的新的語尾，據說在印歐語系比較語言學上頗有重要意義，引起了比較語言學教授的極大關懷。到了1965年，我還在印度語言學會出版的《indian　Linguistics》Vol�II發表了一篇On　the　Ending…neatha　for　the　Fuar　Ruom　Rlunel　Atm，in　the　Budccher　mixed　Dialeer。這是我博士論文的持續發展。當年除了博士論文外，我還寫了兩篇比較重要的論文，一篇是講不定過去時的，一篇講…am＞o，u。都發表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上。在德國，科學院是最高學術機構，並不是每一個教授都能成為院士。德國規矩，一個系只有一個教授，無所謂系主任。每一個學科全國也不過有二三十個教授，比不了我們現在大學中一個系的教授數量。在這樣的情況下，再選院士，其難可知。科學院的院刊當然都是代表最高學術水平的。我以一個三十歲剛出頭的異國的毛頭小夥子竟能在上面連續發表文章，要說不沾沾自喜，那就是純粹的謊話了。而且我在文章中提出的結論至今仍能成立，還有新出現的材料來證明，足以自慰了。此時還寫了一篇關於解談吐火羅文的文章。

1946年回國以後，由於缺少最起碼的資料和書刊，原來做的研究工作無法進行，只能改行，我就轉向佛教史研究，包括印度、中亞以及中國佛教史在內。在印度佛教史方面，我給與釋迦牟尼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提婆達多翻了案，平了反。公元前五六世紀的北天竺，西部是婆羅門的保守勢力，東部則興起了新興思潮，是前進的思潮，佛教代表的就是這種思潮。提婆達多同佛祖對著幹，事實俱在，不容懷疑。但是，他的思想和學說的本質是什麼，我一直沒弄清楚。我覺得，古今中外寫佛教史者可謂多矣，卻沒有一人提出這個問題，這對真正印度佛教史的研究是不利的。在中亞和中國內地的佛教信仰中，我發現了彌勒信仰的重要作用。也可以算是發前人未發之覆。我那兩篇關於“浮屠”與“佛”的文章，篇幅不長，卻解決了佛教傳入中國的道路的大問題，可惜沒引起重視。

我一向重視文化交流的作用和研究。我是一個文化多元論者，我認為，文化一元論有點法西斯味道。在歷史上，世界民族，無論大小，大多數都對人類文化做出了貢獻。文化一產生，就必然會交流，互學，互補，從而推動了人類社會的進步。我們難以想象，如果沒有文化交流，今天的世界會是一個什麼樣子。在這方面，我不但寫過不少的文章，而且在我的許多著作中也貫徹了這種精神。長達約八十萬字的《糖史》就是一個好例子。

提到了《糖史》，我就來講一講這一部書完成的情況。我發現，現在世界上流行的大語言中，“糖”這一個詞兒幾乎都是轉彎抹角地出自印度梵文的sàrkara這個字。我從而領悟到，在糖這種微末不足道的日常用品中竟隱含著一段人類文化交流史。於是我從很多年前就著手蒐集這方面的資料。在德國讀書時，我在漢學研究所曾翻閱過大量的中國筆記，記得裡面頗有一些關於糖的資料。可惜當時我腦袋裡還沒有這個問題，就視而不見，空空放過，而今再想彌補，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了。今天有了這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