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話，嘆一口氣。我因為要乘當天的夜車返杭，匆匆告別。我　說：“夏先生再見。”夏先生好象罵我一般憤然地答道：“不曉得能不能再見！”同時又用　凝注的眼光，站立在門口目送我。我回頭對他發笑。因為夏先生老是善愁，而我總是笑他多　憂。豈知這一次正是我們的最後一面，果然這一別“不能再見了”！

後來我扶老攜幼，倉皇出奔，輾轉長沙、桂林、宜山、遵義、重慶各地。夏先生始終住　在上海。初年還常通訊。自從夏先生被敵人捉去監禁了一回之後，我就不敢寫信給他，免得　使他受累。勝利一到，我寫了一封長信給他。見他回信的筆跡依舊遒勁挺秀，我很高興。字　是精神的象徵，足證夏先生精神依舊。當時以為馬上可以再見了，豈知交通與生活日益困　難，使我不能早歸；終於在勝利後八個半月的今日，在這山城客寓中接到他的噩耗，也可說　是“抱恨終天”的事！夏先生之死，使“文壇少了一位老將”，“青年失了一位導師”，這　些話一定有許多人說，用不著我再講。我現在只就我們的師弟情緣上表示哀悼之情。

夏先生與李叔國先生（弘一法師），具有同樣的才調，同樣的胸懷。不過表面上一位做　和尚，一位是居士而已。猶憶三十餘年前，我當學生的時候，李先生教我們圖畫、音樂，夏　先生教我們國文。我覺得這三種學科同樣的嚴肅而有興趣。就為了他們二人同樣的深解文藝　的真諦，故能引人入勝。夏先生常說：“李先生教圖畫、音樂，學生對圖畫、音樂，看得比　國文、數學等更重。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原故。因為他教圖畫、音樂，而他所懂得的不僅是　圖畫、音樂；他的詩文比國文先生的更好，他的書法比習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　生的更好……這好比一尊佛像，有靈光，故能令人敬仰。”這話也可說是“夫子自道”。夏　先生初任舍監，後來教國文。但他也是博學多能，只除不弄音樂以外，其他詩文、繪畫（鑑　賞）、金石、書法、理學、佛典，以至外國文、科學等，他都懂得。因此能和李先生交遊，　因此能得學生的心悅誠服。

他當舍監的時候，學生們私下給他起個諢名，叫夏木瓜。但這並非惡意，卻是好心。因　為他對學生如對子女，率直開導，不用敷衍、欺矇、壓迫等手段。學生們最初覺得忠言逆　耳，看見他的頭大而圓，就給他起這個諢名。但後來大家都知道夏先生是真愛我們，這綽號　就變成了愛稱而沿用下去。凡學生有所請願，大家都說：“同夏木瓜講，這才成功。”他聽　到請願，也許暗嗚叱吒地罵你一頓；但如果你的請願合乎情理，他就當作自己的請願，而替　你設法了。

他教國文的時候，正是“五四”將近。我們做慣了“太王留別父老書”、“黃花主人致　無腸公子書”之類的文題之後，他突然叫我們做一篇“自述”。而且說：“不準講空話，要　老實寫。”有一位同學，寫他父親客死他鄉，他“星夜匍伏奔喪”。夏先生苦笑著問他：　“你那天晚上真個是在地上爬去的？”引得大家發笑，那位同學臉孔緋紅。又有一位同學發　牢騷，贊隱遁，說要“樂琴書以消憂，撫孤松而盤桓”。夏先生厲聲問他：“你為什麼來考　師範學校？”弄得那人無言可對。這樣的教法，最初被頑固守舊的青年所反對。他們以為文　章不用古典，不發牢騷，就不高雅。竟有人說：“他自己不會做古文（其實做得很好），所　以不許學生做。”但這樣的人，畢竟是少數。多數學生，對夏先生這種從來未有的、大膽的　革命主張，覺得驚奇與折服，好似長夢猛醒，恍悟今是昨非。這正是五四運動的初步。

李先生做教師，以身作則，不多講話，使學生衷心感動，自然誠服。譬如上課，他一定　先到教室，黑板上應寫的，都先寫好（用另一黑板遮住，用到的時候推開來）。然後端坐在　講臺上等學生到齊。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