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學生還琴時彈錯了，他舉目對你一看，但說：“下次再還。”有時　他沒有說，學生吃了他一眼，自己請求下次再還了。他話很少，說時總是和顏悅色的。但學　生非常怕他，敬愛他。夏先生則不然，毫無矜持，有話直說。學生便嘻皮笑臉，同他親近。　偶然走過校庭，看見年紀小的學生弄狗，他也要管：“為啥同狗為難！”放假日子，學生出　門，夏先生看見了便喊：“早些回來，勿可吃酒啊！”學生笑著連說：“不吃，不吃！”趕　快走路。走得遠了，夏先生還要大喊：“銅鈿少用些！”學生一方面笑他，一方面實在感激　他，敬愛他。

夏先生與李先生對學生的態度，完全不同。而學生對他們的敬愛，則完全相同。這兩位　導師，如同父母一樣。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的是“媽媽的教育”。夏先生後　來翻譯的“愛的教育”，風行國內，深入人心，甚至被取作國文教材。這不是偶然的事。

我師範畢業後，就赴日本。從日本回來就同夏先生共事，當教師，當編輯。我遭母喪後　辭職閒居，直至逃難。但其間與書店關係仍多，常到上海與夏先生相晤。故自我離開夏先生　的絳帳，直到抗戰前數日的訣別，二十年間，常與夏先生接近，不斷地受他的教誨。其時李　先生已經做了和尚，芒鞋破缽，雲遊四方，和夏先生彷彿是兩個世界的人。但在我覺得仍是　以前的兩位導師，不過所導的範圍由學校擴大為人世罷了。

李先生不是“走投無路，遁入空門”的，是為了人生根本問題而做和尚的。他是真正做　和尚，他是痛感於眾生疾苦而“行大丈夫事”的。夏先生雖然沒有做和尚，但也是完全理解　李先生的胸懷的；他是贊善李先生的行大丈夫事的。只因種種塵緣的牽阻，使夏先生沒有勇　氣行大丈夫事。夏先生一生的憂愁苦悶，由此發生。

凡熟識夏先生的人，沒有一個不曉得夏先生是個多憂善愁的人。他看見世間的一切不　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狀態，都要皺眉、嘆氣。他不但憂自家，又憂友、憂校、憂　店、憂國、憂世。朋友中有人生病了，夏先生就皺著眉頭替他擔憂；有人失業了，夏先生又　皺著眉頭替他著急；有人吵架了，有人吃醉了，甚至朋友的太太要生產了，小孩子跌跤　了……夏先生都要皺著眉頭替他們憂愁。學校的問題，公司的問題，別人都當作例行公事處　理的，夏先生卻當作自家的問題，真心地擔憂。國家的事，世界的事，別人當作歷史小說看　的，在夏先生都是切身問題，真心地憂愁、皺眉、嘆氣。故我和他共事的時候，對夏先生凡　事都要講得樂觀些，有時竟瞞過他，免得使他增憂。他和李先生一樣的痛感眾生的疾苦。但　他不能和李先生一樣行大丈夫事；他只能憂傷終老。在“人世”這個大學校裡，這二位導師　所施的仍是“爸爸的教育”與“媽媽的教育”。

朋友的太太生產，小孩子跌跤等事，都要夏先生擔憂。那麼，八年來水深火熱的上海生　活，不知為夏先生增添了幾十萬斛的憂愁！憂能傷人，夏先生之死，是供給憂愁材料的社會　所致使，日本侵略者所促成的！

以往我每逢寫一篇文章，寫完之後總要想：“不知這篇東西夏先生看了怎麼說。”因為　我的寫文，是在夏先生的指導鼓勵之下學起來的。今天寫完了這篇文章，我又本能地想：　“不知這篇東西夏先生看了怎麼說。”兩行熱淚，一齊沉重地落在這原稿紙上。

１９４６年５月１日於重慶客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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