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定期與同事聯絡，不過她自己不想這樣，因為她覺得這麼做會使旁人起疑。

齊警官會扮作一位陌生顧客，跟隨曉紅一起入場。他將一直待在舞廳裡，與其他警員保持聯絡，除了掩護曉紅，還要觀察任何可疑跡象。

二樓舞廳外圍還將部署兩名警員。他倆將裝成需要休息的客人，輪流坐在靠近二樓舞廳出口的沙發上。他們的職責是等待曉紅出來，無論她是和別人一起還是獨自一人。

兇犯不太可能出現在三層，因為他很難輕易勾引到那些身處舞臺之上且不會說中文的俄羅斯姑娘。但李書記堅持在三層也派駐一名便衣警員。

最後，他們在臨近華山路的大樓出口也派了幾名警員：有化裝成賣報人的，有化裝成賣花姑娘的，還有化裝成街頭攝影師的。

於光明和廖國昌屆時將在樓外的麵包車裡坐鎮指揮，聽著耳機裡的聲響，以便應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意外情況。

行動開始後的前半個小時，看上去一切風平浪靜。於光明心想，也許時間還早吧。他向百樂門入口看去，卻看到了令人驚訝的一幕：一位衣衫襤褸的年輕母親牽著自己七八歲大的兒子跪在臺階上，面前放著一個破碗，裡面裝著幾個硬幣。進出舞廳的人們卻沒有一個拿正眼看他們的，更別說施捨了。

這個城市正分化為兩個階層：富人和窮人。大款們隨便給陪舞小姐的一點兒小費，就夠這對可憐母子維持好幾天的生活。於光明正想下車給她一點錢，卻看到保安過來趕走了這對可憐的母子。

齊警官不斷報告著舞廳裡的情況“一切正常”。於光明還能聽到那傢伙隨著音樂節奏吹口哨的聲音。《何日君再來》，於光明聽出了歌曲的旋律，這是三十年代上海灘頗為流行的曲目。

曉紅僅僅與他們聯絡了一次，說是有很多人約她。

透過麵包車的車窗，可以看到霓虹燈已經亮起，而無數客人正興致勃勃地走進百樂門。在三十年代，上海曾被稱做“不夜城”。

大約八點四十五分，耳機裡突然沒了聲音。又過了約二十分鐘，廖國昌聯絡上齊警官，但後者說只是虛驚一場。七八分鐘前曉紅從他視線中消失了，他找了一圈，發現她正在小酒吧的角落裡喝酒。齊警官隨後選了一個能同時觀察酒吧和舞廳的座位，全程監視。

“放心吧，我這兒一覽無餘。”齊警官說道。

然後又是片刻寂靜。於光明抽出一支香菸丟給廖國昌並幫他點燃，自己也點了一支。這時李書記打來了當晚的第三通電話，這位黨委書記毫不掩飾自己的緊張和不安。

過了差不多十分鐘，齊警官報告說聽到酒吧裡一位身穿旗袍的女士在尖叫，但不是曉紅。

於光明趕忙撥打曉紅的電話，卻無人接聽，也許舞廳裡太嘈雜她沒聽到吧。廖國昌也試著撥打她的電話，依然無人接聽。廖國昌隨後聯絡了部署在大樓內外的警員，他們都說沒看到曉紅離開，因為他們不可能認錯她那件粉色旗袍。

於光明與守在舞廳門口的警員通了話，他們信誓旦旦地表示沒有看到曉紅離開，那麼她一定還在百樂門大樓裡面，於光明隨即命令把守舞廳門口的兩個人前去增援齊警官。

與此同時，廖國昌趕到百樂門的監控室，一位警員和大樓保安正在那裡值班。

不到五分鐘，於光明就看到廖國昌走出監控室，並且疑惑不解地搖著頭。大樓正門的影片監控記錄上並未發現曉紅的蹤跡。

隨後舞廳裡的警員報告說，他們搜遍了每個角落，但曉紅似乎人間蒸發了。

一定是出事了。

此刻距離齊警官第一次報告曉紅失蹤已經過去了三十五分鐘。

於光明下令封鎖大樓入口，這已經不是擔心公共影響的時候了。不等舞廳人員疏散，廖國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