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家產也沒被充公。他兒子在上海音樂學院當老師，娶了同在學院教小提琴的梅老師為妻。夫妻倆生了個兒子，好像叫小真還是什麼的。一家人生活在那所大房子裡，日子過得很不錯。周圍的窮鄰居們對明家很有意見，作為片警我得特別注意明家才行。後來‘文化大革命’爆發了，一切都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明家老爺子心臟病發作去世了，免了被批鬥。梅老師三口人就沒那麼幸運了。她丈夫被當成英國間諜隔離審查了，因為他偷偷聽英文廣播。他們家的房子也被別人強佔了，梅老師孤兒寡母的只能被迫住到了從前用人住的閣樓上。”

“沒人幫梅老師母子說話嗎？都眼睜睜看著？”陳超問道。但他很快就意識到自己的這個問題非常荒謬。‘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後，他們一家人也是被造反派們從三室一廳的公寓裡趕了出去。

“你忘了毛主席那句話嗎？‘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在那些造反派看來，革命就是從富人那裡搶東西。”

“是的。我記得。當年紅衛兵們也洗劫了我家。不好意思打斷您了，請您繼續說吧。”

“‘文化大革命’第三年，明府圍牆上不知怎麼被人寫上了一串反革命標語。其實那‘標語’是兩個片語成的，一個詞是‘打倒’，一個詞是‘毛主席’。很可能是兩個不同的孩子在不同時間寫上去的。因為是寫在明府圍牆上的，人們懷疑的物件就很容易地落到了住在那個大宅子裡的人身上。由於那時的階級鬥爭觀念，懷疑的焦點最終落到了梅老師母子，特別是她兒子身上。沒人能證明是他乾的，但是也沒人能證明不是他乾的。於是居委會和駐音樂學院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組織了一個聯合調查組，以隔離審查的名義把那個小男孩兒單獨關進了小黑屋。當時這被認為是對付階級敵人的最好辦法。事實上當初梅老師的丈夫就是被隔離審查了一個星期之後，上吊自殺的。梅老師很怕兒子也會步丈夫的後塵，到處求人。她甚至來求過我，可我也無能為力啊。那時候派出所基本都被造反派把持著，我一個小片警又能怎麼辦？結果你猜怎麼著，有一天下午她兒子突然就被釋放了，據說是沒查到他寫那些反革命標語的證據。還有就是他在隔離審查的時候發了高燒，當值的守衛不想擔責任。於是他就回家了。據說他剛一推開家門像見了鬼一樣轉身就跑，接著梅老師光著身子就追出來了，結果從樓梯上滾了下去，當場摔死了。那孩子也不知道聽沒聽見他媽媽摔下樓梯，反正就是像瘋了一樣一直跑，不回頭。一直跑回他被關的那個小黑屋。”一口氣說了這麼多，老範停下來喝了一口茶水。

“太奇怪了，”陳超說道，“那天下午發生的事，你問過明府內外的住戶嗎？”

“當然問了，我找了好幾個人瞭解情況呢，”老範說道，“特別是住在旁邊房子裡的老張，那天下午他剛好下夜班在家睡覺呢。他聽見一聲尖叫之後就跑出去了，看到梅老師光著身子，一邊跑一邊叫兒子的名字。老張沒看到梅老師的兒子，還以為她做噩夢嚇著了。他本想去攔住梅老師問個究竟，可心裡又害怕。因為如果讓他那個新婚不久的母老虎老婆看見他和一個裸體女人在一起，他肯定沒好果子吃。所以老張最後還是沒敢出門。直到幾個小時之後人們才發現梅老師已經摔死了。她兒子連著病了一個星期，高燒不退。後來有些好心鄰居送他去了醫院。那孩子出院之後才知道自己的母親已經死了。他那時候還挺小的，很難理解眼前發生的一切。但是他什麼都沒問，估計是知道問了也沒用。”

“當時居委會和派出所對梅老師的死展開調查了嗎？”陳超插話道。

“沒有，當時像梅老師這樣出身不好的女人死了是沒人過問的。居委會的結論就是意外死亡。我試著跟梅老師的兒子交流，可他什麼也不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