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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條殘缺的蚯蚓正從土塊中蠕動出來）會給你帶來好運。”

作為作家協會的執行會員，陳超將這首詩記下，收進了再版的《沈文昌詩集》中。再版這部詩集並不容易。沈老先生不願提及曾經的詩歌創作經歷，彷彿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而那些出版單位因害怕經濟損失也有所猶豫。不過最終詩集還是得以再版，成了瀰漫於這座城市的集體懷舊情緒中的一部分。能夠重新發掘出這樣一位屬於舊時代的詩歌天才，人們感到非常欣慰。一位年輕的評論家撰文稱，美國意象派詩人們得益於中國古典詩詞；而同樣被稱做意象派詩人的沈文昌，事實上是在恢復古代詩歌創作傳統。這篇評論文章得到許多新民族主義者的肯定，那本再版的詩集因此銷量大增。

陳超掏出電話本，撥通了沈文昌的電話。

接電話的是沈老先生本人：“好吧，君子成人之美，我接受你的請求。不過我得親眼看看那些旗袍。”

“沒問題。不過我今天不在局裡，您跟於光明警官或者廖國昌警官說就行了。他倆都會給您看那些旗袍的。”

結束通話電話之後，陳超將沈文昌要去局裡的事通知了於光明。不出所料，於光明對於這意想不到的幫助很是開心，他向陳超保證一定會讓沈老先生親自驗看旗袍。說完這些，陳超補充道：“對了，佩琴記性真不錯。說是有一張《意外收穫》的影碟要捎給我。我老早就想看那部片子了。”

“是的，她最近一直看影碟呢，想從電影裡找線索。”於光明笑道。

“有發現嗎？”

“至今為止沒有。不過看看影碟也能讓她放鬆放鬆吧。”

“你說得沒錯。”陳超就是嘴上一說，他心裡可不這麼想。就像這兩週時間他一直在讀書一樣，如果他是抱著某個目的而嚴肅對待這件事的話，就根本談不上是放鬆了。

正當他要出門去圖書館繼續調查工作的時候，又有一份特快專遞送到他的家中。這是鍾保國寄來的一包關於賈銘的最新資料。

其中多數都是關於賈銘和政府作對的推測。賈銘一家人曾深受“文化大革命”之苦，他在那個時代便失去了雙親。八十年代初，他成了一名律師，而當時很少有人選擇這一職業。律師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國很難起到什麼作用，因為這個職業與股票一樣都被看做萬惡資本主義社會的一部分。大案要案如何辦理，都是黨政領導們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決定。擔任過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就曾未經審判而入獄，並最終含冤死去。而他的家人多年後才得知真相。賈銘決定當一名律師的時候，這一行業尚未成為熱門。也就是說，他從一開始就想跟政府較勁。

由於他入行很早，所以很快便事業有成。隨著改革程序不斷深入，法制愈發深入人心。而賈銘因曾為一位異見作家辯護而聲名鵲起，那一回他的精彩辯護駁得當庭法官好幾次啞口無言，在電視直播中看到這一切的觀眾們無不拍手稱快。這種“新興”法律實踐引發了一波熱潮，無數律師事務所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但賈銘與別的律師不同，他並不是只接那些有利可圖的案子。一部分原因是“文化大革命”之後他從祖輩那裡繼承了一筆遺產，他不用為了賺錢而工作。有時賈銘會去接手一些有爭議的案件，這導致他在插手西九區案之前就被市政府中的某些人列進了“黑名單”。

陳超決定不再閱讀這些材料了。他自己在大學時代也曾被列進“黑名單”，原因是私自翻譯了一些帶有政治色彩的現代詩。

當他來到圖書館時，已經是十點多了。長著一對迷人小酒窩的管理員蘇蘇為他端來一杯咖啡，杯中的香氣濃郁撲鼻。

只是陳超的精力還沒辦法集中起來。也許相對於愛情故事來說，謀殺案更能引起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