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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奏疏可謂是張居正輔政八年多來真實的心靈寫照。完全可以推斷的是，張居正作為一個政治家，畢竟非同常人，雖然每個人對權位都有不同的嚮往和貪戀之心，但此時位極人臣，功高權重的他，不得不對自己的言行以及伴君如伴虎的歷史教訓有所顧慮。因為此時的張居正由於任重事繁，積勞過慮，形神頓憊，鬚髮變白，血氣早衰，已經進入垂垂暮年。在政治的漩渦中，他已感到力不從心，難以應付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和新政的重重阻力，稍有不慎，即產生家破人亡的嚴重後果。與其中途翻車，不如急流勇退。於是，他以一個傑出政治家的姿態和謀略向皇帝提出了“乞休”請求，並希望皇帝“賜臣骸骨生還故鄉，庶臣節得以終全”。

遺憾的是，張居正的“乞休”疏沒有得到允可，萬曆皇帝毫不猶豫地降旨挽留：“卿受遺先帝，為朕元輔，忠勤匪懈，勳績日隆。朕垂拱受成，依毗正切，豈得一日離朕！如何遽以歸改乞休為請，使聯惻然不寧。卿宜思先帝叮嚀顧託之意，以社稷為重，永圖襄贊，用慰朕懷，慎無再辭。”

面對皇帝的挽留，張居正並不罷休。於是，兩天後，他再次上疏以示“乞休”。而面對張居正的堅決態度，萬曆皇帝有些躊躇了，在兩難之際，他只得向皇太后請示。意想不到的是，皇太后挽留張居正的態度比萬曆還要堅決：“待輔爾到三十歲，那時再作商量。”萬曆提筆寫了一道手諭，把慈聖皇太后的慈諭原原本本地告訴張居正。事情到了此時，張居正除了感激涕零地稱頌皇恩浩蕩外，還有什麼理由再提及“乞休”？

當然，無論是皇帝還是皇太后，他們不可能站在張居正的角度上去觀察判斷問題，君臣的差異和不同必然造成相互之間感情的隔膜與各自利益上的無法真正溝通和平等。事實上，無論張居正怎樣地位極人臣，權傾朝野，但他畢竟是主子家的一個工具，當這個主子尚需要這個工具以達到自己的目的時，作為工具自身是無法退出把握著它的那副手掌的。而此時的張居正卻產生了一種憂慮，他深知這個工具在驀然天折之後是怎樣的一種場面和結局。他在給自己的親家、刑部尚書王之浩的信中，將這種如臨深淵的心境明確地表露了出來：“弟德薄享厚，日夕慄慄，懼顛躋之遄及耳。頃者乞歸，實揣分虞危，萬非得已。且欲因而啟主上以新政，期君臣於有終。乃不克如願，而委任愈篤，負載愈重，孱弱之軀終不知所銳駕矣。奈何！奈何！”

長期的重負，使張居正身心交瘁，體質日趨衰弱。而無形的恐懼與憂患又加快了他生命的衰竭，直到一病不起。

在這種情況下，張居正只得再次要求致仕，但這個要求仍然沒能得到允許，萬曆只命他在家中安心調理。因為張居正把持朝政已久，內閣的其他輔臣對重要的朝政大事不敢裁決，故每天還有十幾本甚至幾十本奏章源源不斷地送上門來。張居正只得強打精神在病榻上批閱。

到了六月初一日，張居正的身體更加虛弱。整個肌體羸疲，僅存皮骨，起臥翻身都需要別人幫扶。萬般無奈中，再次上疏“乞休”。

當張居正發病時，萬曆對其病情就表現出特別的關心，除了召名醫、賞金銀，賜珍食之外，甚至為此落淚而吃不下飯。而這次萬曆接到這最後一本奏章後，在悲痛一番外，仍下詔慰留。詔旨極為親切感人：“聯久不見卿，朝夕殊念……惕然不寧。仍準給假調理。”

六月十二日，遼東鎮夷堡明軍在反擊前來侵掠的北方少數民族中獲得大捷，萬曆諭令論功。晉張居正為太師，並將其任錦衣衛指揮僉事的兒子升為同知、世襲。而此時的張居正已經人事不省，對萬曆的獎賞再也談不到上疏謝卻了。

六月十八日，張居正已處於迴光返照的階段，頭腦暫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