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鐵主義》在該報上連續刊載，引起很大反響。《中國新報》辦得有聲有色，很快便成為與保皇黨的《新民叢報》、革命黨的《民報》鼎足而三的大報紙。楊度的名氣更大了。到了這年十一、二月間，日本留學生界裡又出了一件大事。

十一月二日，日本文部省應清廷的請求，頒佈了一份《取締清國留學生規則》，限制留日學生的活動。同時，日本報紙還低毀中國留學生“放縱卑劣”。此事激起了所有留日學生的公憤。全體留日學生團結一心，決定罷學回國。身為總會幹事長的楊度認為全體罷學回國不合適，他一面以幹事長的名義向日本政府遞交抗議書，一面又以個人的名義與日本政府交涉，企圖說服日本政府修改這個規則。

不久，留學生界領導層內部又出現了分歧。宋教仁、胡瑛、秋瑾等人成立了學生聯合會，主張自辦學校。以汪精衛、胡漢民為首的學生維持會主張忍辱負重，繼續求學。

這時，有一個熱血澎湃的青年，見分歧不能彌合，又感於國事多艱，決心以一死來喚醒國人的覺悟，遂毅然於十二月八日在東京大森灣蹈海自殉。此人就是《警世鐘》、《猛回頭》的作者、華興會同盟會的主要發起人之一、《民報》撰述人，三十一歲的湖南新化籍革命家陳天華。

陳天華憤然投海的事在日本在國內引起了巨大的震動，有些留學生埋怨楊度在這個事件中態度不夠堅決，有人甚至揚言要殺掉他。楊莊姐弟得知後很擔心，一再勸說哥哥暫時避避風潮。於是楊度離開東京城，到鄉間住了兩三個月，直到大家的心情都平靜下來後才回到田中寓所。

轉眼到了夏天，五大臣在海外遊蕩了七八個月，提著一箱箱裝滿了各式各樣奇器巧具、衣料、皮鞋、首飾、香水，以及自己完全看不懂的洋文原版書報回到了上海。熊希齡再次東渡日本找到楊度。楊度的兩篇文章《中國憲政大綱應吸取東西各國之長》及《實施憲政程式》，早已恭恭正正謄抄完畢。兩篇文章加起來約有五萬多字，博採眾論，規畫精詳，熊希齡看了很滿意。和楊度一起再去見梁啟超，誰知這位梁才子根本還沒動筆。楊度責備他爽約，他笑嘻嘻地說：“不要緊，二位在橫濱寬住十天，我把文章趕出來，決不會比皙子的差。”

熊希齡啼笑皆非，然事已至此，再無別法，只有等他筆下出東西，但眼下如何向五大臣作交待呢？

楊度給熊希齡出了一個主意：“你請載澤領頭向朝廷上個摺子，說東南士民得風氣之先，於立憲多有卓識，宜應趁此機會用十天半月時間召集官紳會議，並深入里巷實地考察，為立憲多做一點實務。上海十里洋場，夠他們花天酒地一些日子了。如果有雅興，還可以到蘇州、杭州一帶走走，半個月時間他們只會嫌少不會嫌多。朝廷也會覺得他們言之有理，定會允准。待到梁卓如的文章一出來，你就趕快乘船送到上海去。”

熊希齡只得照此辦理。十天後梁啟超拿出了《東西方各國憲政之比較》，也有三萬餘字，洋洋灑灑，縱橫自如，是一篇典型的飲冰體論文。熊希齡如獲至寶，連夜乘船回國。

楊度期待著朝廷會按他設計的程式先召開國會，結果大失所望。慈禧太后毫無召開國會之意，卻召開了一個御前會議，參加者為醇王載灃以及各位軍機大臣、政務大臣、大學士，並特命直隸總督袁世凱參加。會議決定先改革官制，以廓清積弊明定責任為宗旨，待官制改定之後再議憲政事。

於是成立了一個官制編制館，設在恭王府之朗潤園，特派鎮國公載澤，大學士世續、那桐、榮慶，貝子載振，大臣奎俊、鐵良、張百熙、戴鴻慈、葛寶華、徐世昌、陸潤庫、壽耆、袁世凱為編制大臣，又派慶王奕劻，大學士瞿鴻機、孫家鼐總司核定。陣營龐大，規格很高，可謂鄭重其事。然而議起事來卻十分棘手，因為衙門的存與撤，直接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