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要活下去，就必須殺人！”作為人類，你殺起人來不像動物那樣，而是自動地；殺人被喬裝打扮起來，後果無窮，以致你殺人連想都不想，並不是因為需要才殺人。最體面的人是最大的殺人者。他們相信，他們是在為人類服務，他們真誠地這樣相信，但是他們是殘酷的兇手，有時候他們醒過來，明白了他們的罪行，就狂熱地以堂·吉訶德式的善行來贖罪。人的善比人身上的惡更臭不可聞，因為善不是公認的，善不是對有意識自我的肯定。在被推下懸崖的時候，很容易在最後時刻交出一個人的全部財產，轉過身去最後擁抱留在後面的所有人。你怎麼來阻止這盲目的衝動？你怎麼來阻止一個人將另一個人推下懸崖的自動過程？ 我在書桌上掛起一塊牌子：“進到這裡來的人們，請不要放棄一切希望！”當我坐在書桌旁的時候，當我坐在那裡說“是”、“不”、“是”、“不”的時候，我帶著一種正轉變為狂亂的絕望，明白自己是一個傀儡，社會在我手中放了一把格林機槍。最後，我做好事和做壞事沒有什麼區別。我就像一個等號，大量代數式般的人性都要經過這等號。我是一個相當重要、正在使用著的等號，就像戰時的一個將軍，但是無論我將變得如何勝任，我也絕不可能變成一個加號或減號。就我所能確定的情況而言，任何別人也不可能。我們的全部生活就是建立在這個等式原則上的。整數變成為了死亡而被調來遣去的符號。憐憫、絕望、激情、希望、勇氣——這些是從各種不同角度看等式所引起的暫時折射。透過不予理睬或直接面對並寫下來，從而阻止這無窮無盡的把戲，這也於事無補。在一個鏡子宮殿中，你無法不看自己。我不要做這件事……我要做某件別的事情！很好。但是你能什麼也不做嗎？你能停止對什麼也不做的考慮嗎？你能絕對停下，不假思索地放射出你知道的真理嗎？這便是留在我腦海中的想法，它燃燒著，燃燒著，也許在我最豪爽、最精力充沛、最具同情心、最心甘情願、最樂於助人、最真誠、最好的時候，正是這種固定的想法使我豁然開朗，我自動說——“嗨，不必客氣……小事一樁，我向你保證……不，請不要謝我，這算不了什麼，”等等，等等。由於一天開成千上萬次槍，也許我就再也不注意槍響了；也許我認為我是在開啟鴿籠，讓空中飛滿乳白色的鳥禽。你在銀幕上看到過的一個假想的怪物，一個有血有肉的弗蘭肯斯泰因嗎？你能想像他如何會被訓練得在扳動槍機的同時卻看鴿子在飛嗎？弗蘭肯斯泰因不是神話：弗蘭肯斯泰因是一個非常真實的創造，誕生於一個敏感的人的個人體驗。怪物總是在不採用人類的大小比例時才更真實。銀幕上的怪物無法同想像中的怪物相比；甚至跑到警察局去的現存病理怪物也不過是病理學家所處的怪異現實的貧弱顯示。但是同時做怪物和病理學家——這是為某一種人保留的，他們裝扮成藝術家，再清楚不過睡眠是一種比失眠更大的危險。為了不睡著，為了不成為被稱作“活著”的那種失眠的受害者，他們訴諸無窮無盡地拼湊字眼的藥物。他們說，這不是一個自動過程，因為總是存在著他們能隨意阻止這過程的幻覺，但是他們無法阻止；他們只是成功地創造了一個幻覺，它也許是某個貧弱的什麼東西，但是這遠不是完全的清醒，既不是現行的，也不是非現行的。我要完全清醒，不議論不寫作，為的是要絕對接受生活。我提到在世界遠方的古人，我經常與他們交流思想。為什麼我認為這些“野蠻人”比我周圍的男男女女更能理解我呢？我相信這樣的事情是發瘋了嗎？我認為一點兒也不是。這些“野蠻人”是早期人類蛻化的殘餘，我相信，他們對現實一定有更大的把握。在這些以消退的光輝流連不去的往昔標本中，我們不斷看到了人類的不朽。人類是否不朽我並不關心，但是人類的生命力對我來說確實有某種意義，它是正在發揮作用，還是處於休眠狀態，這就意義更加重大。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