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關唯珺代替南擷深陷在感情糾葛裡時。

高之愈帶著李增走進了新世界。高之愈是深受李先生影響的，當時他只是單純的好奇，究竟是怎樣堅定的信仰能讓一個人不懼強權、不畏生死。之後高之愈就偷偷的研讀一些李先生寫過的文章，並在文章中瞭解到了新思想，也對那個國民政府天天嚷著要剿滅的政黨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如果真的有那麼一群人為了可以創造出一個各盡其能充滿創造活力的；一個尊重人民訴求的；一個各得其所的；一個和諧相處的社；一個共生共進的社會，而聚集到一起共同努力。那麼高之愈也願意加入並把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當成奮鬥的目標。

其實，在李增參軍前，高之愈就有想過勸誡好友要慎重考慮一下，自己所追尋的目標是否和你所效力的政權統一，可當時沒有辦法論證出結果。直到今年4月10日蔣氏在南昌向其將領宣佈：“抗倭必先剿匪，匪未剿清之前，絕對不能言抗倭，違者即予最嚴厲的處罰”。

論證終於得出結果，李增痛苦不堪，迷惘不已。南擷找到他，於是他決定把自己一直以來了解到的新思想、新追求和好友一起分享。雖然李增在國民政府中效力，但是高之愈一直堅信李增有著和自己一樣的追求和理想。

於是他帶著好友拜讀了李先生寫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文章系統的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同時這也給李增的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二人又研讀了《再論問題與主義》等文章，李先生透過批駁反馬克思主義思潮，論證出馬克思主義符合民國需要的深刻道理，也讓李增對共產黨這個一心要實現人人平等、幸福社會的組織，產生了濃烈的情感。

民國雖然出現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但並沒有真正形成資本主義制度。在一八四〇年以後，由於西方列強的入侵，民國逐漸成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人民受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空前深重，人民苦難也逐步加深。

從鴉片戰爭開始，經過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我國人民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無數仁人志士苦苦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並且這些鬥爭和探索，都發揮了作用。每一次都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推動了我國的進步，但又一次一次地失敗了。

孫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我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對民國社會進步具有重大的意義，但也未能改變民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人民的悲慘命運。

事實表明，不觸動封建根基的自強運動和改良主義，舊式的農民戰爭，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民主革命，以及照搬西方資本主義的其他種種方案，都不能完成救亡圖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我們的國家需要我們的新青年，新思想的社會力量探索出一條適合我國的發展路徑，同時期待著新的社會力量來尋找先進的理論，以開創救國救民的道路。

高之愈和李增相信他們瞭解的，接觸的都與開創新的社會息息相關。

在高之愈的影響下，李增沒有透過南擷就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思想，也對執行這一思想的共產黨產生了興趣，可是從1927到1932年，短短的五年間，淮市地下黨組織經歷了無數挫折，遭受的嚴重的破壞，犧牲了許多人員、精英損失大。因此他們不確定此時的淮市是否還有地下黨組織，所以他們倆也只能自己學習和了解馬克思主義思想。

5月26日馮玉祥在張家口宣佈組建“察哈爾民眾抗倭同盟會”告天下義士共同抗擊倭寇，李增想去投奔，被高之愈攔了下來。因為知道當局政府沒有抵禦外敵的決心與打算，所以有時候組織有力的思想鬥爭和抗倭一樣重要。

轉眼到了各大院校的暑假時間，高之愈便和李增在和各院校交流的時候趁機組織了學生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