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就有的，堯、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來的。越是起得後，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農之後，堯舜又成了晚輩，更不必說禹了”。於是他建立了一個假設：“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發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統恰是一個反背。”也就是說，古籍中所講的古史是由不同時代的神話傳說一層一層地積累起來而造成的，神話傳說發生的時代，其先後次序和古書中所講的排列系統恰恰相反——這便是20世紀上半葉在中國史學界影響重大和深遠的顧頡剛學術精髓——所謂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

顧氏理論一出，胡適大為激賞，並譽為“真是今日史學界的一大貢獻”，“是用歷史演進的見解來觀察歷史上的傳說”，“他這個根本觀念是顛撲不破的，他這個根本方法是越用越見功效的”云云。（見胡適《古史討論的讀後感》，載《古史辨》，第一冊，顧頡剛等編著，上海書店1992年出版。）當然，學術界亦有與顧頡剛持不同觀點者，並紛紛撰文與顧氏爭辯。從1926年開始，顧頡剛把古史論戰中雙方所有文章以及後來繼續討論的文章、信件彙集在一起，編成《古史辨》第一冊，並寫了一篇十幾萬字的長序，闡發自己的思想觀點。胡適在介紹此書時說：“這是中國史學界的一部革命的書，又是一部討論史學方法的書。此書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學問的途徑，可以提倡那‘深切猛烈的真實’的精神。”又說：“顧頡剛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一箇中心學說已替中國史學界開了一個新紀元了。”（見胡適《介紹幾部新出的史學書》，載《古史辨》，第二冊，顧頡剛等編著，上海書店1992年出版。）　。　想看書來

第三章註釋：（2）

《古史辨》一冊一經問世，立即風靡學界，一年之內重印近20版次。到1941年，《古史辨》共出七冊。一個以顧頡剛為核心的“古史辨派”覆蓋了中國史學界，極大地震盪了人們的思想與史學觀，如當時在北大任教的資深教授錢玄同，不但對顧氏理論擊節叫好，稱讚“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真是精當絕倫”，而且索性將自己的錢姓廢掉，改為“疑古玄同”，以示對顧頡剛的呼應和自己疑古到底的決心。錢氏之神經病式的妄舉，曾一度受到魯迅的嘲諷。

據沈尹默說，1929年5月，魯迅由上海北上省親，錢玄同偶然去孔德學校，正好碰見魯迅在室中端坐。此時二人已從往昔的親密同學加戰友變成相互厭惡的物件。玄同既已跨進室內，不好立即退出，一邊尷尬地和魯迅打著招呼，一邊尋找轉移話題，恰好看見桌上放著一張印有周樹人三個字的名片，便回頭對魯迅道：“你現在又用三個字的名片了？”魯迅聞聽，板著臉無好氣地答道：“我從來不用四個字的名字。”此言一出，在場者都明白這是諷刺錢玄同主張廢姓，改為“疑古玄同”，同時又與胡適派或者“古史辨派”攪在一起，為魯迅所忌之故。錢玄同聞之，神色陡變，一言不發，搖著頭做不屑一顧狀，溜之乎也。（見沈尹默《魯迅生活中的一節》，載《文藝月刊》1956年10月號。）另據馬幼漁說，就是這次北上省親，魯迅到馬幼漁家看望舊友，又與不睦的胡適相遇。胡從外面一進門，看到客廳中的魯迅，略作驚訝，打趣道：“你又捲土重來了！”魯迅瞟了胡適一眼，立即回敬道：“你不要害怕，我還要捲土重去，決不搶你的飯碗！”胡適頗為尷尬，搭訕道：“看你還是那個脾氣。”魯迅仍板著臉冷冷地答：“這叫江山易改，稟性難移。”二人再無話，胡適打著哈哈轉身悻悻而去。（見王廷林《魯迅不搶胡適“飯碗”》，載《縱橫》2004年9期。）

胡適到了臺灣以後，1958年5月在臺北中國文藝協會作了一次題為《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演講。他肯定魯迅在“新青年”時代“是個健將，是個大將”，並認為魯迅、周作人翻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