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刊辭。這是50年代最權威的官方文藝雜誌。1951年9月5日，蔣介石親自召見“中國文藝協會”張道藩等五人。1952年至1961年，早在1948年就當選為立法委員的張道藩高升為“立法院院長”。

張道藩（3）

張道藩作為臺灣官方文藝的總管，為開展右翼文藝運動的需要，寫了一系列闡述官方文藝路線方針政策的文章。1952年5月4日，他在《中央日報》發表了《論當前文藝工作的三個問題》，同年還發表《一年來自由中國文藝的發展》。1953年5月4日，在《中央日報》及《文藝創作》第25期發表了《論文藝作戰與反攻》。1953年元旦，在《臺灣新生報》發表《論當前自由中國文藝發展的方向》。1954年2月，在《文藝創作》發表《三*義文藝論》。1954年5月，在《文藝創作》發表《略論民生主義社會的文藝政策》。他這些政治掛帥的指導性文章，常常為臺灣各大報刊同時刊載。如《論當前文藝工作的三個問題》，還在《文藝創作》創刊週年紀念特刊和《聯合報》、《公論報》上發表。

張道藩不少文章在標題和內容上使用“我們”的字眼，以表示不是他個人的意見，而是代表國民黨發言，具有不容爭辯的權威性。一個例子是以張道藩領銜署名，發表在1967年12月8日至9日《中央日報》上的《我們為什麼提倡文藝》。此文是為了呼應國民黨九屆五中全會所透過的“當前文藝政策”而聯名發表的。從大陸到臺灣，從40年代到60年代，張道藩在右翼文壇上所扮演的正是這種文藝政策始作俑者與推行者的角色，其影響甚大。正如臺灣“中央大學”李瑞騰教授在《張道藩〈我們所需要的文藝政策〉試論》中所說，國民黨在60年代中期制定“文藝政策”，然後分別在1968年、1977年、1981年三次召開“文藝會談”，“這種旨在叢集智群力以尋求‘集體之目標’的做法，可以視為受到張道藩先生的影響”。

作為右翼文藝政策的制定者，張道藩在臺灣五六十年代具有極大的話語霸權，他領導的“中國文藝協會”、“文獎會”及其主要成員控制的各大報文藝副刊，差不多成了他個人的政治資產。在“反黃色作品運動”、“拒讀不良書刊運動”中被他封掉的雜誌有十種。其實，有些小說只是寫了性心理活動，與當今李昂等人大膽寫性相差甚遠，可在那個只許“戰鬥”不許題材風格多樣化的年代，這些作品和雜誌統統遭查禁。這既是張道藩制定和推行文藝政策政績的顯示，同時也是他不得人心走下坡路的開始。他只強調文藝的“戰鬥”功能而不要文藝的審美價值的理論及其做法，曾被許多作家質疑。這些質疑者、譏諷者的看法是正確的。試看當年那一大批“中華文藝獎金”的獲得者，只見他們把鉅額獎金裝進腰包，極少見他們在詩壇、小說界、戲劇界留下作品的名字。鑑於“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的做法違背了文藝創作的規律，更重要的是當時國際局勢和臺灣的政治、經濟、社會形勢發生了變化，1956年7月，當局取消了對“文獎會”的經費支援，張道藩對此感到沮喪、無奈，不得不出面呈請國民黨中央於同年12月解散“文獎會”，歷經六年的《文藝創作》也只好無疾而終。張道藩懷著悲哀的心情在終刊號上寫了《為〈文藝創作〉停刊敬告讀者》。說是“暫時停刊”，可一停就是幾十年，再也無法起死回生。這是張道藩由興旺而中衰，以後日漸式微、大勢已去的標誌——雖然直至去世前夕，他還對“文獎會”壽終正寢一事無法理解，還不知是誰（應是原和其相呼應的軍方的“總政治作戰部”系統，1950年蔣經國任“總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