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羊為了討好皇帝，什麼花樣都想得出。他說對老百姓不加賦稅，其害處遠遠超過正式的增加賦稅。你們這次變法如果是學桑弘羊的斂財之術，那就不是變法，而是在變戲法——從無變有，這完全是欺人之談！”

不幸言中，司馬光的確是從王安石本人的言論裡發現了整個變法方案中嚴重的錯誤傾向；名曰理財，實際上是和桑弘羊的辦法一樣：想方設法，與民爭利。作為史學家的司馬光一提起桑弘羊的變法，眼前就會出現一幅慘絕人寰的災荒圖。漢武帝后期民窮財盡，餓殍遍野，天下戶口減半的慘象並不是匈奴侵略造成的，而是桑弘羊等酷吏的苛政造成的。全國大部分地方，匈奴根本沒有到過，而酷吏的搜刮，任何地方都可以達到。從小就接受仁政、愛民思想教育的司馬光是無論如何也不會與桑弘羊之流有共同語言的。他把這一套新法視為洪水猛獸，終身反對，絕不讓步，對於王安石這個老朋友，他一再寫信，勸他懸崖勒馬，勸他改弦易轍。實在勸不回頭的時候，他就不與王安石見面，甚至不惜得罪青年皇帝，一再提出辭職，要求退出這個實行新法的朝廷，搬到西京洛陽去寫他的那部獨特的史書——《資治通鑑》。對於司馬光的怒斥新法，我們不忙評論，因為以後他還要出場，還要和新法再打交道。現在需要探討的是：王安石所說的“民不加賦而國用足”。是不是真的，他能不能辦到？

司馬光直指新法的“民不加賦而國用足”是從桑弘羊的“民不益賦而國用饒”那裡學來的。王安石未加否認，當然也無法否認，因為“均輸法”、“平準法”（後改“市易法”）的確是從桑弘羊那兒學來的。我們能不能說，這件事，漢代的桑弘羊辦不到，宋代的王安石能夠辦到？因為宋代的生產水平遠遠超過了漢代，城市的工商業開始發展，已經出現了紙幣（交子）與匯兌（飛錢），可以用金融手段來刺激經濟的發展。但是我們的廣土眾民，農業始終是主要的生產手段，在老百姓中間，比例最大的還是農民。如果是小規模的試驗性質，用任何超前的辦法去理財都可以一試；但是國家財政等米下鍋，除了取之於民的老辦法之外，任何新的設想都不是可靠的。我們也可以說，商人出身的桑弘羊以盤剝百姓為目的，他可以用欺騙手段矇蔽漢武帝，用玩魔術的手法去奪取百姓的錢財；王安石是憂國憂民的君子，他絕不會去做欺騙青年皇帝和損害老百姓的事。那我們就不妨認真瞭解一下，王安石在建議推行“青苗法”的時候，是不是已經有了可靠的實踐經驗，說了騙人的話沒有？

王安石在寧波當地方官初步推行“青苗法”的時候，效果究竟如何？經查有關記載，當時寧波的老百姓確實得了實惠。當時老百姓幾次遭災，有青黃不接之苦，王安石親自監督發放青苗錢（農貸），使得老百姓渡過難關，免受流離失所之苦，大家稱他為再生父母。後來在陝西某些地方年年發放青苗錢，已經形成規矩，效果很好，也為老百姓所稱頌，但是在全國大規模推廣的時候，事情馬上變了。“徒法不能以自行”，你在農村推行“青苗法”，還得依靠那些鄉官。那些人中間本來就有不少土劣，平時靠放高利貸剝削農民。你把“青苗法”推行開了，直接損害了他的利益，他會替你好好幹嗎？在整個鄉官素質沒有提高之前，王安石把“青苗法”的條文訂得再周到也沒有用。再好的經，給歪嘴和尚一念就走了樣。20多年來，王安石嘔心瀝血，對一些變法方案從理論上研究得滴水不漏，在實踐上也花費了不少功夫，跋山涉水，親自推廣，取得成功。他信心百倍地向青年皇帝拍了胸脯，打了包票，想不到在得到皇帝拍板，全國推開，雷厲風行之後，許多地方就走了樣。青苗錢本來不許強迫發放，但是某些鄉官為了表現自己的政績，強迫農民接受，為了保證收回貸款，又強迫農民多家聯保。一遇天災，農民惟恐有人還不起貸款，輾轉牽連，所以常常成批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