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出現一幅幅悽慘的“流民圖”。王安石這個書呆子在小規模實行新法的時候，親自監督，確實弊絕風清，老百姓得到實惠，稱他為活菩薩。他的政聲傳遍全國，所以有那麼多老上級老學者推薦他。他自己也是實話實說，並沒有說什麼騙人的話。　txt小說上傳分享

變法是一場大悲劇（4）

新法全面推廣時所遭受的失敗，不是新法本身不好，正如司馬光所估計的，是缺少一大批廉潔奉公的好乾部替你去執行。司馬光和一些對新法有意見的人士並不是不相信王安石，並不是把王安石和桑弘羊同等看待，而是認為王安石用人不慎，###中混進了一些小人，如司馬光信中所指出的呂惠卿等人，將來這些人利用新法，與民爭利，就會毀了新法，敗壞了王安石的名聲，他們的告誡不幸言中，後來新法推行的受挫，正是這個原因。

變法之路崎嶇難行

從當時的形勢來看，司馬光與王安石兩人這次面對面的辯論，是皇帝有意安排的，因為皇帝有心瞭解究竟誰是誰非。兩人激辯之時，皇帝密切關注。根據史書記載，最後皇帝還是鄭重地表達了自己的態度：“朕意與光同。”也就是在能不能“民不加賦而國用足”這個問題上，他贊成司馬光的意見，對王安石的說法表示懷疑。這個問題不小，已經涉及到變法的目的。這次變法絕對應該按照儒家學者推行仁政減輕老百姓的痛苦這個原則進行。如果在變法的方法上有抄襲桑弘羊的與民爭利之嫌，那就會讓人聯想到苛政虐民，使人望而卻步。從青年皇帝的表現上來看，他似乎很猶豫了一陣子，因為司馬光的話確實有道理，但是他為了急於改善財政收支情況，最後決定仍然支援王安石繼續進行變法，但是在進行的方式上與新法內容上都不斷地進行大幅度修改，作了很大的讓步。

皇帝當然希望王與司馬合作，共同變法，但是這是不可能的。司馬光是真正的君子，一諾千金。他個人堅持反對理論根據不足的變法，決不參與。寧肯離開朝廷，到洛陽去著書。但他保證不批評變法，不作任何不利於變法的言行。他說話算數，從1068年的冬天他作出承諾，到1084年7月他把《資治通鑑》一書撰成獻給朝廷，在16年中間，他絕口不提變法二字。

青年皇帝也是君子，儘管他一心要想變法，而他所推崇的司馬光反對變法，使他萬分傷心，但是他仍然衷心推崇司馬光，極力支援與保護他撰成《資治通鑑》一書，並且親自為之作序，使得這一部價值遠遠超過歷代“正史”而與《史記》齊名的偉大史書一直流傳千秋萬世。

王安石也是君子。他自幼刻苦讀書，中進士後謹慎從政，受重用後一心變法，從來都是為國為民，沒有為個人打算過。他在私人生活上有些怪僻，例如不修邊幅，蓬首垢面而談詩書，但這一切都與人無損。他的政敵在攻擊他的時候，不管如何努力搜求，在他的私德上都找不出半點毛病來。司馬光寫給他的幾封信，他雖未公開接受，但是從變法工作不斷地改進的實際情況看來，他對老朋友的關心與勸告是逐步接受了的。尤其是司馬光再三告誡他：呂惠卿不可信，不可重用。等到他被呂惠卿出賣之後，他回憶起老朋友的告誡，不勝感慨系之。

在說了這三個人互相之間交往的情況之後，不能不多說幾句話，來糾正一些對“王安石變法”這一歷史事件的錯誤認識。在“文革”時期，有人宣傳說，司馬光是儒家，王安石是法家。“王安石變法”之所以失敗，是被儒家破壞了的。可是非常遺憾，事實絕非如此。司馬光、宋神宗、王安石三個人都是正統的儒家，所以大家才能很理性地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