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一些地方，法律是有的，規章是有的，政策是有的，紀律是有的，原則是有的，條條框框也不少，可就是“規而不範”。為什麼呢？原因之一，恐怕就因為我們沒有弄明白：規矩不是規範，紀律不是法律，照章辦事也不等於依法辦事。我們把這些概念混淆了。那麼，依法辦事和照章辦事又有什麼不同呢？表面上看，它們在辦事的時候都需要有規定和依據，只不過這規定和依據，一為法，一為章。然而這一字之差卻有天壤之別。第一，照章辦事的那個“章”，可以是法規，可以是政策，可以是紅標頭檔案，還可以是約定俗成。這可沒有譜。第二，這些“章程”出自何方，也說不清。就說紅標頭檔案，它可能是中央的，也可能是地方的，還可能是本部門自己制定的。自己制定的規章制度自己執行，對不對，好不好，該不該，誰說得清？第三，這些“章程”有哪些內容，如何掌握，哪些該緊，哪些可松，只有執行者知道，人民群眾和社會組織是不知道的。結果，執行者是否當真照章辦事，大家也不知道。第四，這些“章程”既然政出多門，又沒有經過嚴格的立法程式，也就難免朝令夕改，各行其是。如果發生衝突，該聽誰的，大約也只能由執行者“看著辦”。這個“看著辦”可又是說不清的事，於是只好勾兌。勾兌得好，酒杯一端，政策放寬，哪有規範可言？結果便只能是“規而不範”。所謂“規而不範”，不僅包括有法不依，還包括亂設關口，把不該管的都管起來。不該管的管了，該管的就肯定管不好。結果，公民和企業為了和政府打交道，要付出許多不該付的成本（比如跑批文、跑專案、跑關係），政府自己卻沒有任何效益，豈非“勞民傷財”？

更嚴重的是，規範的東西不能建立，不規範的東西就會乘虛而入，並大行其道。我們知道，計劃經濟在某種意義上其實是一種權力經濟。在這種體制下，資源的配置和財富的分配，都要依靠國家權力來“計劃”。權力總是掌握在少數人手裡的，何況計劃本身又並不規定執行和調整的具體操作。這就很難規範。事實上，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必有疏闊之處，而那些彈性的部分便正是權力尋租和權力贖買的空間。顯然，所謂“照章辦事”是靠不住的，必須主張“依法辦事”。

那麼，依法辦事為什麼就靠得住？它和照章辦事又有什麼不同？不同之處就在於，依法辦事的“法”只有一種，就是法律。法律只能由立法機關制定，行政部門不能立法，也就不會政出多門，不會自己挖坑自己埋。即便不同法律的條文發生了衝突，如何解釋，如何執行，也不由執行者說了算，必須申請司法解釋。更重要的是，法治的原則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中就包括資訊的對等。因此，只要是依法行政，法律就必須公佈，執法就必須公開，政策就必須講明，執行就可以監督，你就不能搞暗箱操作，只能規規矩矩依法辦事。可見只要當真是法治，那就肯定規範。規範，是法治的“天性”。

吹皺一池春水（2）

可惜這個傳統咱們沒有。為什麼沒有呢？說來話長。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與政府的性質有關。嚴格地說，中國古代沒有政府，只有朝廷和衙門。朝廷的功能是統治，衙門的職能是管制。正如戲文裡所唱的，官管官，官官管。官就是管，管就是官。官，就是管人管事管錢的，沒有服務的任務。人民政府當然不是衙門，但在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管”的功能仍很突出，人要管，事要管，錢就更要管。該管不該管的都要管，服務的功能就不大想得起來。

政府一旦是管制型的，就很難規範。為什麼呢？因為一個管制型的政府總是難免高人一等，唯我獨尊。它甚至想不自高自大都不可能。道理也很簡單。一個是管人的，一個是被管的，能平起平坐嗎？所以，管制型的政府即便要規範，那也只會想到去規範別人，不會想到自己也需要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