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去，而是赴日本讀書。抗戰爆發後，我回國在重慶編雜誌，寫社論，在機關裡混。後來失了業，中英庚款董事會撥發一部分專款協助一些人員在國內做研究工作，我請傅先生推薦我，取得了中英庚款協助，研究魏晉南北朝史。我有了收入，一家三口生活得以維持。

1944年，何思源大哥回山東任山東省政府主席，要帶我回山東做官。當時我正在國民黨中央訓練委員會任編審，該會的負責人是段錫朋，段與傅斯年先生同為“五四運動”時期學生領袖，為人精明苛刻。我原已不想再在訓練委員會待下去，但也不願去山東做官，我還有自知之明，自知做官是最無能的。抗戰後期論政之心已倦，極願回書齋生活。我去看傅先生，說我願去史語所念書。傅先生說：“畢業時就約你來，你不來。”就這樣我進了當時已搬遷到四川南溪縣李莊鎮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在李莊，我和傅先生見面的機會就多了，只是我同所內大多數學長、學弟一樣，對傅先生是又尊敬又拘束，用三個字來表達，那就是“敬”、“怕”、“親”。所謂敬，大家對傅先生的學問沒有不是滿心尊敬、佩服和崇拜的；對於怕和親，說老實話，傅先生的性情不同常人，極易衝動、暴怒，像個孩子，因而大家對他既怕又親。正像董作賓所說：其實傅先生對朋友，對同仁，原是一片赤子之心，同仁愛他之處也在此，但年輕人的“敬”和“怕”卻又壓住了他們的“親”。或許這便是當時的內在真情吧。

抗戰之後，我去美國留學，1950年回到北京，12月去看鄭天挺師，進門他就對我說：“孟真（傅斯年先生的字）先生去世了！”我一時愕然，沉默了半天沒說話。

行文至此，禁不住思緒縹緲，淚眼婆娑，一時回到北大，一時回到李莊，一時又回到現在，情腸交結，不忍追憶。當年史語所在李莊的幾十口子同仁、師友，傅先生去了，董作賓先生去了，李濟先生、梁思永先生、石璋如先生、夏鼐先生，以及與李莊擦肩而過的陳寅恪師也去了。想到這裡，真是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時，令人倍感傷神。

屈指算來，到今天，傅斯年師去世已58個年頭，而陳寅恪師去世已39年矣。我自己也漸漸老了。回憶接受傅斯年、陳寅恪師教誨的日子，猶歷歷在目，感念不已。

我與陳寅恪師相識於抗戰爆發之後的西南之地，最早見到他是在重慶，後來我到了史語所歷史組任助理研究員，成為陳寅恪先生的學生與下屬。儘管接觸不多，但有論文經常寄給他請教。在李莊的後期，陳寅恪師已赴成都燕大任教，他的眼睛已患嚴重的疾病，但對我的論文與晉升職稱等事宜，時刻掛念在心，這樣的事例從陳、傅二師通訊中還可以看到，嶽南先生在著作中已有摘錄，不贅。有一次，聽從成都回李莊的一位史語所同事說，他去拜訪陳寅恪先生時，陳師對我的學問與人品還誇獎了一番。我聽後受寵若驚，感到莫大的榮幸，同時也感汗顏。抗戰勝利後，陳先生從英國治病回到南京，住在俞大維公館。這個時候，我與先生的接觸就多了起來，經常受傅斯年先生或董作賓先生委派，給他送信、送物或者送錢等。藉此機會，我也請教了一些史學上的難題，已雙目失明的陳師都一一作答，令我深受感動。

序一：獨為神州惜大儒（3）

陳寅恪先生是三百年甚至一千年乃得一見的學術大師，傅斯年先生是20世紀中國史學界、國學界當之無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師級人物。如果用“最好的”、“最有創始性、突破性”作標準，20世紀上半葉史學、國學方面的學者，能稱得起大師級人物的，在我看來也就是梁啟超、王國維、胡適、陳寅恪、陳垣、傅斯年、陶希聖、錢穆、顧頡剛等幾個人吧。

令我感到欣喜的是，嶽南先生在這部《陳寅恪與傅斯年》文學傳記書稿中，不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