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了陳、傅兩位大師級人物，上面列舉的另外幾位大師，也大都有不同篇幅的描述和介紹，只是敘述的側重點有所不同罷了。

由於諸多複雜的原因，過去幾十年，在祖國大陸，沒有看到關於傅斯年的傳記，甚至連普通的介紹文章也較少。隨著政治思想逐漸放開，前些年傅先生家鄉聊城的父老鄉親，為此做過不少的努力，召開過幾屆“傅斯年與中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也出版過幾本傳記性書籍與論文集。但總的感覺，其聲勢與深入人心的程度，與傅斯年本人的聲望和在學術上的貢獻比起來，還是不夠匹配，不到位。今天中國大陸的年輕一代，甚至包括相當一部分中青年知識分子，能知傅斯年為何許人也，做過何種事業者，已不是很多了。人類是容易健忘的，對傅斯年及他那一代知識分子精英的健忘，不知是歷史的無情，還是今人的不幸？

關於陳寅恪先生的生平史事，在此前出版的一些著作中，大多是把先生的人生境遇一分為二，對前幾十年生命歷程的敘述相對薄弱，而後半生，特別是陳先生最後二十年著墨較多。我猜想，這可能是陳師前半生留下的資料較少，而作為傳主“出彩”的地方也較少的緣故吧。

嶽南先生的《陳寅恪與傅斯年》令我看到的是，他儘可能地蒐集了陳寅恪與傅斯年家族前輩人物的一些史事，簡明扼要地進行敘述點評，爾後對陳、傅二人留學期間，特別是在歐洲的交往史實，進行了多方蒐羅和鑑別比較，透過當年在歐洲的中國留學生的書信來往與局外者的回憶文章，一點一滴查詢、拼對、復原，基本勾勒出一個輪廓，讓後人看到陳、傅二人在那個時代較為清晰的身影，以及二人在學術上相互影響、砥礪，漸行漸近，肝膽相照的生命歷程。

幾年前，嶽南先生為撰寫《陳寅恪與傅斯年》這部書，找過我幾次，特別是對抗戰期間知識分子流亡西南的事情，詢問得尤為仔細。我談了一些我所知道的情況。後來聽說為了寫好這部書，嶽南先生還赴長沙、昆明、重慶、成都、李莊等地，對傅斯年、陳寅恪那一代知識分子，以及我們這一批小字輩學者工作、生活和戰鬥過的地方進行調查採訪，體察當地風土人情，儘量在每一個細節上做到真實不虛。在這個基礎上，他耗幾年心血成就了這部著作，這種紮紮實實的寫作態度是難能可貴的。此書涉及不少史事屬首次有理有據、條理清晰地對外披露，填補了陳、傅兩位大師研究領域的空白，對研究者與普通讀者予以啟迪的方面不少。

正如嶽南先生書稿中所描述的，由於歷史和政治等原因，1948年後，陳、傅兩位大師被迫離散，一位留在了大陸嶺南中山大學，默默承受一系列政治苦難和心靈煎熬；一位埋骨孤島，長眠於臺灣大學校園。兩位天才的聚合離散，既是大時代的因緣，也是二人性格與思想觀念不同所致。去臺後的傅斯年曾把主要精力用於臺灣大學的建設上，他想把這座日本統治時期建立的學府，改造成現代一流的大學和學術中心。可惜天不假年，他僅在臺大校長任上奮鬥了兩年即溘然長逝，去世時年僅55歲。而留在大陸的陳寅恪先生逐漸落入了淒涼之境，於“*”中精神備受折磨而死去。

當年與陳寅恪、傅斯年同時留歐，且是好友加親家的俞大維說：陳寅恪平生的志願是寫成一部《中國通史》，及《中國歷史的教訓》，在史中求史識，“因他晚年環境的遭遇，與雙目失明，他的大作Magnum　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劇”。

作為後來者，面對嶽南先生撰寫的這部著作，以及著作中所描述的兩位天才大師的因緣際會，聚合離散，或許能讓我們從另一個側面更真切地感知歷史的真相，並從中吸取一些“歷史的教訓”吧。

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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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