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經二十五歲。還年輕，非常年輕。除了年輕之外似乎沒什麼可炫耀的。我的人生一直都很平淡。七年來，愛過其他人，墮過胎，上過大學，上過班，似乎做了很多事情。總之早就不再是那個高中女生宋天楊。我已經忘了你了。儘管在你的聲音蠻不講理地從天而降之時我依舊不能“沒什麼”。

我背靠著牆壁。牆壁很涼。這時楊佩走了進來，笑嘻嘻地把臉湊過來，“怎麼，痛經呀？”

黃昏降臨在我從小長大的這個城市。夕陽西下，光影浮動而已。沒什麼景緻。就像很多發展得不夠徹底的地方一樣，摩天大樓的隔壁就有可能是幾間低矮破舊的廉價酒館。麥當勞的背後伸出一個老式的鍋爐房的大煙囪。行走在這繁華與荒涼的奇異組合之間的人們也是如此，嘴唇上穿著銀環的同性戀和像是從八十年代的電影裡走下來的中年婦女擦肩而過，臉上同時浮起一模一樣的鄙夷。省政府對面的星巴克裡幾個剛剛下班的公務員旁若無人地喧譁，把薯條往“科羅娜”裡蘸，讓旁邊幾個Ｏｆｆｉｃｅ　Ｌａｄｙ花容失色然後爆出一陣淺笑。街頭走過幾個北明中學的女孩子，即使沒有那身校服我也看得出來她們是北明的學生。因為她們身上有種跟這個城市不搭調的東西。

曾經。據那些上了年紀的老師們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北明的學生可不像我們一樣。他們成績優秀之外勤奮樸素，待人有禮，男女同學之間團結友愛互相幫助但決不越界，渾身散發著老人家們認為年輕人應該散發的氣息。到了我們已經不是那麼回事。舉個最簡單的例子，那時候每月在全班女孩子裡流傳，老師們屢禁不絕的《ＥＬＬＥ》、《ＨＯＷ》、《ＦＡＳＨＩＯＮ》、《瑞麗》，都是些成績非常好的同學，老師們的寶貝兒帶來的。女生們圍成一圈讚歎巴黎倫敦東京的最新時尚的時候，或者說，驚歎那些豪華的銅版紙本身傳達出的庸常生活之外的氣息的時候，她們也跟著讚歎，但臉上有種微妙的矜持。對於她們，這些最有可能離開這裡的女孩子們，那不是驚歎一下就算了的夢想，而是稍微伸出手臂就夠得到的人生——至少她們自己這樣認為。老師們對此沒有也不可能有什麼辦法，因為他們對這個時代沒有感情。

有一回，好脾氣的數學老師沒收了一本過期的《ＥＬＬＥ》，看了一眼定價，只說了一句：“昨天我們開會，碰到一個��中學的老師，你們知道的，那是鋼鐵廠的子弟中學，很多人的父母都下崗了，那個老師跟我說：‘為了準備高考，你們在考慮給學生選什麼樣的輔導材料最好，可是我們必須考慮那些輔導材料我們的學生能不能買得起。’”現在想起這句話，算是聽出了箇中辛酸，可是那時候誰聽得進去這個啊。那種連輔導材料都買不起的生活跟我們，跟花崗岩的北明有什麼關係？就算我們當中有來自那種生活的，進了北明的門檻也就註定要跟那種日子永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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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楊（2）

十七歲的我們，就是這麼不知天高地厚。在那段不知天高地厚的日子裡，仰望著這座城市汙染指數排全國第三名的天空，忘了自己其實是這個髒得令人難堪的天空的一部分。好像這個天空不配理解我們的夢想，我們的悲傷，當然還有我們的愛情。看看我們談情說愛的地方吧，比如北明中學的音樂教室，那是這個城市最正點的音樂教室了，連大學的琴房都遠沒有這個氣派。三角鋼琴悠然地立著，柚木地板空蕩蕩地幽香著，沒人上課的時候，再難聽的嗓音也會被這裡的共鳴修改得說出圓潤動人的情話。除了北明的學生，這個城市十七歲的孩子誰能這樣談戀愛？

就是在這個音樂教室裡，江東攥緊我的手腕，一路把我拖到敞亮的落地窗前面。在柚木的幽香中他使盡全身力氣衝我大聲地喊：“要是你再逼我，咱倆就一塊兒從這兒跳下去誰都別活！你看我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