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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文灝儘管掛的是頭牌，但在這一大幫知識名流中，翁文灝的廟堂意識恐怕是最淡的。他不是缺乏行政的能力，只是少了一點做官的興趣。翁文灝畢竟是“五四”一代知識分子，不再像傳統士大夫那樣，將自己的安身立命完全寄託於治國平天下的狹隘仕途。翁文灝有自己的專業關懷，而這樣的關懷同樣具有救國救民的功能，可以作為安身立命之所在。然而，命運真是不可違拗，一個偶然的事件改變了翁文灝的整個人生。1934年春節，翁文灝在浙江武康境內遭遇車禍，蔣介石得報，命令醫院不惜一切代價搶救，還派來醫生，接來家屬，將這個體重僅九十磅的垂危病人從死神那裡奪了回來。如果說廬山講學，翁文灝對蔣介石的“不恥下問”有“知遇之恩”的話，那麼武康脫險之後，無疑又加一層“救命之恩”了。以翁文灝之忠厚，不可能知恩不報。當第二年蔣邀他在學者如雲的“人才內閣”中出任行政院秘書長，翁文灝無法再推託了。於是正式入京，與蔣廷黻等人一起，從此棄學從政，開始了自己的仕途生涯。

翁文灝：一個科學家的錯位（2）

雖然是迫不得已，但起初也未嘗不雄心勃勃。在《獨立評論》時期，翁文灝就自信將政治看清楚了。政治是什麼？“政者正也，其最重要的目的只在有法子使好的、有能力的人能夠上去當政，不行的或不相宜的能夠和平的下來”。熟悉20年代《努力週報》的人們都知道，翁文灝的政治觀顯然是20年代丁文江、胡適一輩鼓吹的“好政府主義”的流風餘韻。當初受此鼓舞而產生的王寵惠領銜的“好人內閣”，雖然曇花一現，流為歷史笑柄，卻沒有驚醒多少自由知識分子“好人政治”的烏托邦美夢。尤其是科學家出身的丁文江，一直對此篤信不已。翁文灝是否受丁的影響，我們無從知曉，但這兩個地質學家對政治的確都有一種幼稚的、一廂情願的幻想，以為政治只是一個好人當政的問題。翁文灝以如此的道德理想主義精神起步政壇，既有一種自我犧牲的道德滿足感，同時也不乏科學家的自信。傳統的“好人政治”到了現代，雖然內中的靈魂未變（仍然以“好人”為核心），但“好人”的內涵畢竟有所演變。“好人”不僅要有儒家式的道德修養，而且也要具備現代的科學知識和管理能力。而後者，正是丁文江、翁文灝他們這些科技專家所賴以自豪的。

大凡科學家從政，都容易將政治簡單化、技術化，以為只要按照一套科學的方法管理政治，就可以藥到病除，馬到成功了。他們不喜歡討論政治中的哲學問題，那些令人頭痛的“主義”之類，以為這是空洞的形而上學，於實際問題的解決無補。當胡適與丁文江在《獨立評論》上為民主與獨裁爭得一塌糊塗的時候，翁文灝承認自己“對於各種深奧的主義從未用心研究，各種特別的理論也不十分明白”，“對於那種政治社會問題，或是現在所流傳的各種主義都沒有什麼特別意見可說”。但他的態度比信奉實驗主義的胡、丁二位還要實用：“實際問題的研究和解決，比什麼獨裁雙裁、民主憲政等等名詞爭辯更為重要。”同上，第81—85、34—40頁。

於是，一旦入政，就像他解決科學問題一樣，翁文灝的全部精力就用於行政中一個個具體問題的處理上。與他同時入閣的歷史學家蔣廷黻還會去研究整個政府的體制弊端，提出了行政改革方案，而翁文灝卻更相信那套科學的管理方法，對整個體制始終不置一詞。結果，蔣廷黻得罪了體制裡面眾多的既得利益者，被外放到蘇聯做大使。而翁文灝一直留在中樞，而且數年之間扶搖直上，從經濟部長、接收委員會主任，直至行政院長。翁文灝的官運亨通，自然與蔣介石的信任有關。一個專制者最喜歡的部下，往往不是具有政治眼光的政治家，而是隻管埋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