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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

拉車、不抬頭看路的行政官吏。因為政治傢俱有價值理性,容易與專制者發生政治分歧,而行政官吏所具備的只是工具理性,他們所關心的只是行政效率的高下,只為管理是否合理化負責。

作為一個行政官吏,翁文灝可能是屬於一流的。他所管轄過的部門工作都是井井有條,效率極高。他的個人私德無可挑剔,做了十幾年的高官,且多是油水極多的肥缺,最後棄官而去時還是清風兩袖。而且,在複雜的人事關係中,翁文灝超脫於任何派系之上,淡泊名利,人緣甚佳。丁文江評價“他是個性極強的人而主張溫和;他是極明察的人而待人很厚道;他是極清廉而處世很平易”。丁甚至告誡青年讀者:“有人告訴你‘社會是萬惡的’,‘世上沒好人’,你不要相信他,因為翁先生就是一極好的反證。”丁文江:《我所知道的翁詠霓》,《獨立評論》,第97號,1934年。

那麼,好人當政的結果又是如何?蔣介石主政的整個三四十年代,至少為“好人政治”提供了兩次實驗的機會:1935年的“人才內閣”和1948年的“行憲內閣”。每當瀕臨危機時,蔣介石總是選擇翁文灝這樣的公認的才俊組閣,以期挽狂瀾於未倒。在這兩次實驗中,翁文灝都是不可缺少的要角。1935年他出任行政院秘書長,而十三年以後他又進一步出面組閣,連司徒雷登也為此歡欣鼓舞,以為將開出“行憲”後的“新氣象”。可惜的是,翁內閣僅僅存在了六個月零兩天就嗚呼哀哉。從表面來看,翁文灝是被那個自以為是的王雲五所誤(這個商務老總以為推廣金元券就像推廣他的四角號碼詞典一樣簡單),實際上,國民黨腐敗到那個份上,即使幣制改革成功,也最終難免一敗。政治體制不變革,縱然有一打翁文灝這樣的好人當官,又何嘗能補大局於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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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文灝:一個科學家的錯位(3)

翁文灝的悲劇幾乎是宿命的。“生於末世運偏消”的他,僅僅憑藉其出色的行政能力和道德感召,是無法扭轉一個專制體制必然厄運的。這樣一個體制,總是扼殺具有宏大眼光和變革意識的真正的政治家,只會將本來更適於坐在處長位置上的行政官吏,錯置於部長甚至更高的高位。在這種體制中,陰差陽錯的翁文灝與其說是幸運兒,倒毋寧說是犧牲品,一個為腐敗體制陪葬的犧牲品。

儘管翁文灝是不懂政治又誤入仕途的一介書生,但他畢竟是一個“極明察”之人。到1948年年底,當他看清了這個政權的癥結所在,便決意與跟隨多年的“恩主”分手。在蔣介石的另一寵臣陳布雷服藥自殺、為蔣殉葬的時候,翁文灝卻不顧蔣的再三挽留,辭去了行政院長的職務。翁文灝與陳布雷在經歷上有不少相似之處。他們差不多是同齡人,且都是蔣所信任的寧波人。兩人皆書生本色,都是一再推辭而不得,捱到1934年,才前後到蔣的身邊就職。同樣的知遇之恩,同樣計程車為知己者死,同樣的到1948年年底看清大勢、頓悟人生。相比之下,陳布雷的傳統文人氣太重,竟然棄世而去,臨死前的遺言中還對蔣戰戰兢兢,忠誠不貳。而翁文灝,畢竟在歐洲接受了四年西洋的教育,作為中國第一代現代知識分子,雖然身上還殘留著傳統士大夫的心態習性,但整個人格較之陳布雷已經獨立了許多。同為救國心切,陳布雷無法將國家與蔣氏王朝區別開來,翁文灝卻能在最後一刻發現二者之間的疏離,並決然棄蔣而去,投入和平的陣營。在糾正錯誤這一點上,翁文灝倒表現出了科學家的瀟灑本色。

1950年年初,翁文灝在英國拜訪李約瑟爵士,目睹昔日老友著作等身,學業鼎盛,不由得觸景生情,黯然神傷。一個科學家,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好人”,為國家利益驅使,不惜犧牲自己的專業,棄學從政,官至一品。但最後留在歷史上的,竟是一紙辛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