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諸蒙古王勢力、減免賦稅、新編律令，使社會矛盾有所緩和。同時，他還發兵平叛西北，與篤哇、察八兒等西北諸王達成和解，持續數十年的西北戰亂得以平息。

公元1299年，元成宗派遣中國高僧一山一寧赴日宣諭，但日本卻將這位高僧扣留下來大加崇信並封其為國師，對元朝的和解意願不作答覆。結果元成宗這種頗費心機的行為，只是在中日文化交流上留下了積極的一筆。

在元朝的整個“後東征”時代，元日關係有著鮮明的“政冷經熱”特點。

在商業方面，作為中國正統王朝的元朝，其對外政策與前朝南宋是有相似之處的，即都實施開放型的貿易政策，這一點為中日貿易得以開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儘管元朝兩次東征日本都沒有達到既定目的，但元朝皇帝為了表明自己與幾個世紀以來的中國帝王們一樣，對周圍各國有著有形或無形的支配權力，還是積極地吸引日本來華貿易，甚至為了勸誘日本來朝，對待日商甚為寬大。

公元1292年，日本商船來到中國要求貿易，地方官得知日本船上配有武器，恐有不測，但慎重起見還是上報大都，元世祖忽必烈一方面命令元將防衛，一面仍准許日船正常貿易。

後來，由於日商中確實存在挑釁生事者，因此元朝要求日商隨船攜帶武器必須上繳市舶司，待返程時再歸還。由於獲利甚豐，日本的商船依然非常積極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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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戰爭給幕府埋下危機種子（1）

忽必烈東征，除了給日本帶來一股讓其沉醉六七百年的“神風”，對當時的日本政局影響還遠遠沒有結束。

雖然鎌倉幕府主導下的日本武士取得了所謂的抗戰勝利，但鎌倉幕府本身卻從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一方面，幕府無法按照傳統“恩賞”有功武士。按照武家傳統，御家人的“本分”在於一心“奉公”，而幕府則要公平“恩賞”，恩賞物資不外乎土地和人口。哪怕是國內戰爭，由於政敵被打倒，其莊園也會被勝利者沒收，比如“承久之亂”之後，北條泰時透過流放公卿，將他們手中的土地賞賜給作戰有功的御家人。

“文永”、“弘安”兩場戰爭，確是在本國領土上進行的防禦戰，沒有土地來源。由於御家人與幕府的緊密關係，暫時可以透過政治榮譽等方式予以表彰，但是被動員起來的諸多地方勢力卻不可能滿足於這種虛文。再者，御家人之下還有他的利益圈子和僕從，御家人就只好侵佔大量公地來“恩賞”自己的部下，而那些被侵佔的公地不可能得到幕府的承認，被稱為獨立於幕府體系之外的新型利益體，這導致幕府對全國大小土地的控制力逐漸下降。在政治上則表現為統馭力的被削弱。

北條氏加強控制的措施，又加劇了各級武士的不滿。對幕府不滿的下層武士和莊民聯合起來組成“惡黨”，反抗幕府統治。有些御家人甚至還會與非御家人聯合，表現出地方勢力坐大的傾向。

“惡黨”的存在，給幕府以極大威脅。從文永、弘安時期開始，鎌倉幕府就曾多次發出過“惡黨*令”。

另一方面，對抗元軍來襲的兩場戰爭耗盡了幕府的財物儲備，幕府不但無力獎賞有功御家人，甚至連御家人所耗費的鉅額糧餉都無法提供，因而御家人只能層層爽約，大批中下級武士因此破產。但與此同時，又有一大批商業百姓、實力派莊園主在戰爭中膨脹、獲益，他們大量借債給御家人以及各級貧困武士，從而成為獨立於幕府經濟系統之外的另一股力量。

領導日本成功抵抗元軍的北條時宗於公元1284年去世，時年僅三十四歲。北條時宗戴著一頂“明主”的桂冠離去，卻給後繼者留下一堆難以收拾的爛攤子。

很快，日本於公元1285年11月發生了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