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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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宮 1(10)
在我開始三年級課程時(一九六七年九月),西裝已經不在了。因為芝加哥的一場大雨,西裝被浸得溼透,終於潰不成型。長褲臀部的地方破掉,上衣沿著口袋和縫線裂開,最後我不得不放棄它。我把西裝掛在衣櫥裡當紀念品,紀念那段比較快樂一些的日子,然後出門為自己添購最便宜耐穿的衣服:工作靴、牛仔褲、法蘭絨襯衫和從軍用品店買來的二手皮夾克。朋友對這種轉變瞠目結舌,但我只字不提,因為我不在意他們的想法。電話也是一樣。切斷電話不是為了要與世隔絕,只是電話費付不出來罷了。有天濟馬在圖書館前抱怨我很難找,我回避自己的財務困境,滔滔不絕地談起電話線、聲音和人類溝通聯絡之死。“經由電力傳達的聲音不是真正的聲音,”我說:“我們都愈來愈習慣於自身的擬態,但停下來想想,你會發現電話不過是曲解和幻想的器具而已。它是鬼魂和鬼魂間的溝通,只是心靈的有聲分泌物,沒有真實的身體。我要看到正在跟我說話的人是誰。要是不能,我寧願根本不說。”諸如此類的表演──藉口、不知所云的話、為應付完全合理的問題而提出的怪理論──逐漸變成我的註冊商標。因為不想讓人知道我手頭有多緊,我只好用說謊來應付。隨著處境的惡化,我虛構的故事愈來愈怪誕。為什麼不再抽菸,為什麼不再喝酒,為什麼不再到餐廳吃飯──我信口發明荒謬又合理的解釋。結果,別人看我簡直像個無政府主義的隱士,像個活生生的怪人,像個盧爾德分子(譯按:Luddite,十九世紀初英國手工業強烈反對機械化或自動化而搗毀機器者)。但朋友覺得很有趣,我就用這種方式來保護自己的秘密。自尊當然在這些把戲裡頭參上一腳啦,但重點是我不想讓任何人來干涉我為自己設定的方向。我如果說出來,只會引起同情,甚至獲得協助,那就會把整件事都給搞砸。因此,我用狂言囈語為自己築起一道牆,抓住每一個裝傻弄痴的機會,等待逃逸的時機。
最後一年是最痛苦的。十一月停繳電費,次年一月愛迪生電力公司的人就來拆電錶。後來幾個禮拜我用不同的蠟燭做實驗,調查各家廠牌的價格、亮度和持久度,令我驚訝的是最物美價廉的竟然是猶太紀念燭。我發現搖曳的燭光和陰影極其美麗,再加上冰箱的噪音終於停息(經過斷斷續續、無法預期地陣陣抖動後),我覺得沒電也許還過得更好。不管其他的人怎樣議論,我都處之泰然。我挖掘出生活必需品被剝奪後的好處,一旦學會不靠某個特定的東西來生活,就把它從心裡永遠去除。我知道這個過程不能一直持續下去,終究會有無法去除的東西,不過隨著時間過去,我驚訝的發現,自己對於失去一切毫不後悔。緩慢但確定的,我發現自己有能力撐得很久很久,久到我無法預料的地步。
付完最後一學期的學費,我只剩六百元不到。還有幾十箱書、整套的簽名跟豎笛。為了有個伴,我有時會把豎笛組起來吹一吹,讓公寓充滿迸發出的怪聲音、嘎嘰嘎嘰和嗚咽呻吟的騷動還有笑聲和哀號的喧鬧。三月,我把全部簽名賣給一個在“運動報”登廣告叫做米羅·費萊克思的蒐藏家,他是個怪怪的小矮子,頭上籠著一圈泛光的金色鬈髮。看到盒中整排的小熊隊簽名,費萊克思又敬又畏。他滿懷崇敬地研究紙片,眼中蓄滿淚水抬起頭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