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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不得不分辨人們對於體制的感慨。如果備受欺凌者哭哭啼啼：“體制啊，沒辦法！”那麼他是一個犬儒主義者。可是如果飛揚跋扈者也作同樣的表態，那麼對不起，我就只好認定他是個推脫責任的壞蛋。食君之祿，忠君之事，您的權利和義務得對等呀。老百姓有句話說得好：在這個狗食盆子裡吃食的沒你嗎？狗糧有限，你印�帕塵惶艄蟮某粵耍�蚋春窩閱兀�

如今我們都生活在一個可以眺望遠方的世界裡，終於知道了機會均等、*保障是好體制的基石。這個時代的困難也不再是晚清式的了，那時人們彷彿是在黑屋子裡射箭，永遠沒有中靶的可能。現在我們看見靶就在那裡，要是戴副眼鏡，我們還能看見紅心，它的名字就叫現代文明。如今的全部問題只是知易行難。何為行呢？何以行呢？其實沒多麼複雜，我看首先就是當你感到有什麼不妥之時就管他孃的，嚷嚷那麼一句先。換言之，我們需要一些Clack男孩。

可是饒是時代進步了，這個國家仍然甚少這類孩子，多的是滿懷感慨的傢伙。何謂“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呢？我看就是人們度過了挫敗的一生，發現平生所見皆是虛誕——在典型的中國式心靈中，我們會把衰老與智慧、消極與優美、愛好秩序與因循麻木混為一談。當年宋人打不過金人，就有一句自嘲的話：“金人有狼牙棒，我有天靈蓋”！如今我們比那時積極多了，凡事跟別人比著來。迪拜有高樓，我們上海也有；新加坡有大機場，我們北京也有；華盛頓有白宮，我們安徽也有。可是人家保護社會的報警者，有了憲法第一修正案，我們還是隻有白髮漁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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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等人和下等人

有一天，一個人問我一個問題：“為什麼做實業的、商界的，各種在這個時代裡做著實事兒的人，對現狀都很樂觀，而有些知識分子卻總是不滿意呢？”我回答說，我可以給你一個複雜又膚淺的答案：經濟界的人首先對錢感興趣，得到了錢滿意度就提升，恰如權力愛好者得到了權力就會覺得世界非常美麗；好的知識分子對金錢和權力不敏感，卻在意智識的發揚，倘若看到智識蒙塵，他們就會感到失望。我也可以給一個簡明又深刻的答案：不論什麼行業，滿足感都來自於缺乏遠見。西諺說，讚賞這句話的精準但原諒它的刻薄吧，狗是不能抬頭的。

這個問題也可以有另外一種理解。從個人角度說，生活當中有兩個議題是最重要的，一是我們來到這個世界想做什麼，二是來到這個世界遇到了什麼。我想做什麼呢？我想住在一個像日本那麼幹淨又說漢語的地方，跟一幫聰明又有品格的人為伍。我遇到了什麼呢？我遇到了我想做的事幾乎沒可能做成。那麼下一個問題就是，假如有人給我幾億塊錢，我會不會變得滿意起來呢？

唯一正確的答案是：“謝謝，不要，請滾”。一個自尊的人不會接受不屬於他的錢，更不會允許自己被購買。你不能把這叫做乖戾，二十多歲時我的脾氣比現在壞，但心中雜念可比現在更多。單純不一定與青春同步，恰如鮑勃·迪倫所說：“那時我是多麼的老，現在我比那時年輕了。”

不管人們願意與否，品格會把他們劃分為上等人和下等人。比方說，衝小孩子吼叫的人肯定是下等人，只想上某個女生卻對她說“我愛你”的肯定是下等人，最重要的是，不誠實的人一定是下等人。粗略地說，列舉下等人的50條特徵，全都不符的就是上等人。不過甄別兩者的最好標準卻在於，下等人的“來到這個世界想做什麼”是可以贖買的，上等人的卻無可替代。

庸俗經濟學常說“一切都有價格”，只有生命除外，一個就此設計的問題是：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