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指的只是立場，而不包括思維方式。我們總是使用一些從別人那裡學來的見識來琢磨事兒——但是每個人學到的想問題的方法卻有好有壞。

比如說有的人是從亞當·斯密那裡學到的見識，有的人則是從他二大爺那裡學到的，我並不厚此薄彼，一定認為前者看待問題就比後者更為可靠。但是我想，要是有人既學亞當·斯密，又學他二大爺，並把兩者作個比較，他就一定會變成相對聰明的人。要是他固執地相信他二大爺，卻不願意親近人類千百年來積累下來的智慧，或者一生中極少有機會聽說相悖的觀點，卻有著強烈的行動慾望，那麼就他的人生來說，我列舉不出還有什麼比這更為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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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鐵路上的白髮漁樵

我的英文水準很不壞，至今還記得大約10個單詞，其中一個就是Clack，“短而尖銳的碰撞聲”。我也記得它所在的那篇課文，它說的是，有個男孩坐火車，耳邊聽到Clack，他就冒失地嚷嚷起來：“各位，前方有危險的說！”別人都要求他，閉上你的鳥嘴！可是他還是聽到這聲音，堅持說，火車要翻啦，大家又讓他收聲。如是者三，終於有人忍無可忍說，這孩子太煩了，要不把火車停一停，讓他看看諸事平安好了。火車停了，於是大家發現，鐵軌果然出了問題。我想這個故事說的是關於危險的警告有多麼重要，而傾聽一個人微言輕的聲音又是多麼難。

我不能誇張地說這個故事在多大程度上對我的新聞記者生涯有益。我只是發現，90％的新聞都是這個故事的變種。不同的是，那些新聞裡的“火車”都翻了。我看到蟻力神事件是這樣，沙蘭鎮水災是這樣，更直接可比的，膠濟線鐵路事件就是這樣。這些新聞的核心事實是什麼呢？真的是火車傾覆死傷枕藉嗎？當然不是，它是這個：曾有一個Clack男孩，他被喝令“收聲”了。

如今我不再是一個記者了。某種程度上說，我已厭倦於那些大同小異的故事。我也厭倦於跟那種做人完全沒有底線的人打交道。那麼多有趣的人我都懶得見呢，憑什麼要千里迢迢地去搭理你們？當我看到“躲貓貓”五六的，我可不覺得幽默，我能想象到我去採訪的話會遇到什麼。人們會告訴我，其實沒有誰是錯的，因為“這是一個體制問題”。我能想到我會煩得要死。

生活就是一個體制，你走在路上會遇到不許闖紅燈的體制，吃飯時會遇到左手叉右手刀的體制，睡覺時會遇到不能跟別人的女朋友一起睡的體制。我傾向於認為體制本身就是糟糕的，但它如同政府，有時候是一種必要的糟糕。真正的問題其實在於我們有一些不必要的糟糕，卻認為它是必要的。問題也在於，這種執念是如此令人嫌惡，以至於Clack男孩們發現自己的警告行動就在像西緒弗斯推石頭上山一樣並無意義，於是嘟噥了一句“去你大爺的”便絕塵而去。

一個不夠出色的社會與一個不夠出色的BBS有共通之處，就是讓人感到“懶得跟你們丫說話”。假設有這麼一個體制，聰明人都不愛說話，蠢貨們卻滔滔不絕，我們就會說，啊，這裡有一個體制問題。倘若這個體制更進一步，讓聰明人學壞，讓笨蛋們失去希望，那麼它就是一個嚴重的體制問題。如果這個體制登峰造極，就會讓聰明人得到邪惡的快樂，卻總是憂心忡忡，寢食難安。當年隋煬帝就總是擔心被人奪了性命，時常撫頭自問：“好頭顱，誰當斫之？”這顆頭後來就果然被斫了去，這就是一個社會不能集納智慧，只好集納暴力。瞭解了這一點，我們就會知道，“這體制不壞”常常是違心之論，“體制不可改變”也往往是欺世之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