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是，儘管它們花費巨大，但它們的利潤也很驚人。

2002年，財富500強中的美國十大製藥公司的全球銷售總額為2　710億美元，它們在研發上僅花費了大約14％，也就是大約310億美元，而它們的利潤率是17％，也就是360億美元。因此，利潤比研發成本高出許多。更令人吃驚的是，它們在營銷和管理上足足花了銷售額的31％，大約670億美元。

看了這些資料，我們很難相信價格降低會導致研發費用的減少。事實上，價格管制是否會影響到研究開發，關鍵是看製藥業的選擇。例如，它們可以選擇縮減管理費用或者銷售費用，或者它們可以選擇接受較低的但是仍然非常可觀的利潤。但更可能的情況是，它們寧願選擇縮減研發費用來維持利潤和銷售費用的水平。

製藥公司不會接受較低的利潤率，也不會削減營銷費用——它們認為這是利潤的源泉。它們會說，華爾街要求它們將股東的股票價值最大化，這就意味著它們必須想方設法提高利潤。這樣做是它們的信託責任所在。但是這對我們而言，意味著我們將新藥開發的重任放到了一個只對它的投資者而不是對所有公眾負責的行業身上（製藥業只在在藥物應當安全有效這個有限的意義上對公眾負責）。

另外，為什麼這個利潤如此龐大的行業需要這麼多的權益資本？它本可以從銷售中輕而易舉地為研發籌得資金。一個可能的解釋是製藥公司的員工報酬中有一部分是股票期權。非盈利組織“美國家庭”研究了2001年十大製藥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所持有的未執行股票期權的價值——平均為5千2百萬美元。但是股票期權只有在市場上的股票價格超過股票期權的執行價格時才有價值。這就給管理層一個強烈的動機，想要讓股票價格一直上漲。安然（Enron）的管理人員試圖用非法的途徑來運作，這種動機在其他管理人員持有股票期權的公司中同樣存在。

藥物定價——研發與它有什麼關係？

大型製藥公司想要讓我們相信，它們的暢銷藥價格之所以特別高，是為了彌補其成本，包括所有最終沒能上市的藥物的成本。這似乎是說製藥公司只是在掙扎著求生存——但是我們知道這根本不是事實。而且，沒有關於研發成本的詳細資訊，我們無法評估有利可圖的藥物在多大程度上補貼了那些無利可圖的藥物。我們也不可能知道研發費用花得到底值不值。如果患者每年必須花費成千上萬美元來買藥的話，難道公眾沒有權利知道漲價的原因以及錢的流向嗎？我們知道我們花的大部分錢都變成了利潤和銷售費用，但是我們還需要知道公司在哪些藥上花了多少錢，花錢的目的是什麼。一個應當對財政資助的研究、專利保護和稅收優惠心存感激的行業——簡言之，這大大降低了製藥業的風險——難道僅僅披露研發費用的總額就夠了嗎？它應當開啟這個黑箱。

與製藥公司花言巧語的宣傳相反，這個行業無論從哪一點來說都不是一個高風險行業。事實上，製藥公司不願意冒任何一點風險。舉個例子，測試罕見病用藥的成本可享受50％的稅收優惠，前面提到的法案將這種優惠擴充套件到了其他藥物上，也就是說，如果“一種藥物的銷售收入不能彌補開發費用及其在美國市場上的銷售成本的話”，也可以享受優惠。換句話說，如果你不能賺錢，政府會幫助你。這是一個受到完全保護而遠離損失的行業。風險性企業的收益通常都會波動，但是年復一年，製藥業在美國一直是最賺錢的行業。波士頓大學健康改革計劃的聯合主席艾倫·塞奇（Alan　Sager）認為：“如果你每次去拉斯維加斯帶著1　000美元，回來時總會帶回1　400美元，你的家人會責怪你賭博嗎？”事實上，製藥公司要求的不僅是彌補其研發費用，它們還要求獲得超額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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