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來，彷彿是笑衚衕大媽，也彷彿是笑他自己。啤酒是不能再多喝了，不過我還是喜歡聽他聊天。

“這就是北京。他們對待一位詩人就像對待一條野狗一樣。他們平時看上去慈眉善目，吵起架來卻個個都像要殺人。

“這樣的事我覺得還可以理解。但是我在小招待所裡的遭遇可就完全不可理喻了。

“由於我整天待在地下室，很少出門。一個人趴在通鋪上寫呀寫的，每個服務員都拿異樣的眼光來看我：這個人若不是神經病那就定是幹壞事的。他們把我的情形告訴片警了。

“那天晚上，出去旅遊的人們回來了。地下室裡鬧哄哄的，夾雜著各地的方言，像聯合國開大會一樣。這時有個人很響地叫著我的名字，用純正的京片子。我應了一聲。我說是誰啊？那人說：跟我們走一趟。

“我跟著那人走，到了派出所。他就是片警，是個和我年齡差不多的年輕人。他對我非常兇。到了他那裡，他就開始變得很兇。在路上的時候他還不是這樣的。他看上去甚至有點女性化，長得很秀氣。但他兇起來就像變了個人似的。他問我每一句話都是怒氣沖天的。他問我是從哪兒來的，來北京幹什麼，為什麼白天都待在地下室裡，你每天在一個小本本上記什麼，等等等等，問了我好大一堆問題。我說叫我來派出所幹嗎，我犯了法嗎？你平白無故地對我這麼兇，你說，我犯了哪一條？如果你說出來了，你把我關起來，戴上銬子，我保證沒有屁放。如果你說不出來，對不起，我沒工夫陪你，我得走人了，我還有事要忙。我站起來就要走，那年輕人從桌子後面衝過來，一把將我按在凳子上。他叫了一聲，從門外又衝進來一個警察。他對那人說：他想跑，了得，先銬起來再說！他們兩人捉住我，把我一隻手銬在窗子的護欄上。那年輕片警說：搜搜看，有沒有證件。沒有的話，就關起來。了得，頂嘴，還想跑。看你跑不跑得了！

“我沒有證件。學生證？我已經不是學生了。工作證？我已經丟了工作了。我哪裡來的證件？我什麼都沒有，只有憤怒。你想想我能不憤怒嗎？我，一個詩人，在中國，在北京，只是待在一個地下室裡寫詩，卻被他們抓了起來，被當成了對社會有危害的人、有犯罪企圖的人、賊頭賊腦並且毫無尊嚴的人。我衝他們叫著、吼著，我都不曉得我叫了些什麼，吼了些什麼。他們嘻嘻一笑，一個給另一個遞支菸，點上火，看都沒看我一眼就走了出去。那年輕人走到門口的時候丟了一句話：你叫吧，盡情地叫。他們門都沒關就走出去了。

“沒有人圍著我看熱鬧。我就是想有人看。但是沒有，因為是在派出所裡頭，而且是晚上。我看到有人從門口走過去，當然是穿制服的人。但他們不理睬我。我一會兒就嘶啞了，口渴了。我暴烈地掙扎，卻只是弄痛了我的手腕。不鏽鋼的銬子把我的手腕勒出血了。

“一個通宵，無人理我。我也沒辦法吼叫了。漫長的一個通宵。那間房子只有一盞日光燈。我覺得它太亮了。它彷彿袒露了我的一切。我腦子裡閃過許許多多的人，閃過我們的中學，閃過那些在我的竹竿追打下逃跑的學生，閃過小朱老師……我想如果我答應了她，也許我現在在一座山村中學裡過著平靜的生活。如果我不是一個有著強烈的並且自己也說不清的慾望的人，我也許能把日子過得有滋有味。我會和她一起把孩子生下來。我做父親和丈夫，會很稱職。但我隨之也就失去了一切。我活著的意義和樂趣在哪裡呢？

“那個夜晚我腦子裡很凌亂。我新的生活就是這樣開始的，充滿了痛苦、羞辱、歧視和粗暴的對待。我感到了孤單。無力的孤單。我身後沒有任何人，任何肩膀。而我的前面是社會，堅如磐石的社會，摧毀了你都不會發出聲音來的社會。我並不想與它鬥爭。那是痴心妄想。我只想融入它，就像一條魚兒遊入深潭。我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