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本校學生必須人人掌握一種外國文字，能看、能寫、能說，凡入國文系者必須外文成績好。入外國文學系者，必須國文有根底。學則還規定了學生成績計算辦法，學生缺課、補考、留級、退學的管理辦法。

1932年研究院正式成立，蔣夢麟兼院長，分三部，原研究所國學門改為文史部，增設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部。10月，研究院第一次錄取新生25名（文史12名、自然科學3名、社會科學10名）。1934年6月，北大修改研究院規程，將三部又改為文科、理科、法科三個研究所。這時研究院開始走上正規化，有入學考試、論文答辨、學位授予等。

總之，在蔣夢麟掌校時期，北大從軍閥蹂躪的混亂中恢復過來，教學和科研都走上了正常軌道，並在許多方面比20年代有所發展。正如胡適所說：他（指蔣夢麟）是一個理想的校長，有魄力，有擔當……這個時期，北大的學風和精神繼續得到積澱和發揚，沙灘、馬神廟、北河沿一帶，仍然是全國學子心中嚮往的地方。

2。校長冏事：跑大街，討經費

歷史的車輪轟轟隆隆地碾進20世紀二三十年代，正如魯迅詩中所言，那是一段“夢裡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歲月。有槍便是草頭王，軍閥割據，戰亂頻仍。社會動盪不安，人民流離失所，到處只聞啼飢號寒，觸目可見餓殍遍野。政權走馬燈似地更迭，人們的基本生活尚且得不到保障，更遑論拿鉅額經費去辦教育！剛剛從初生的陣疼中成長起來還顯得有些孱弱的北京大學又幾度面臨解體停辦之虞。但畢竟經歷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戰鬥洗禮，北大已經有了一定的免疫力，生命力也更加頑強。再加上有蔣夢麟這樣一個掌舵人，它不但在痛苦的掙扎中挺了過來，而且還更進一步發展壯大。

蔣夢麟無論是在20世紀20年代代理北大校長，當北大總務長，還是30年代正式就任北大校長，其實都沒有過上幾天安穩日子。20年代北大在北洋政府腐敗的政治漩渦中掙扎，學潮、欠薪、政府對教育的干涉等，都要北大校長出頭去應對協調，多數情況下，矛盾雙方形似冰炭，鬥爭尖銳激烈，不可調和，真搞得人唇枯舌焦、頭禿額爛。30年代初期的北大，更是經過張作霖奉系軍閥和初期南京政府反覆折騰過的爛攤子，蔣夢麟臨亂受命，勉力恢復，實在是功不可沒。

五四運動後，北洋政府一面忙於軍閥混戰，另一方面對五四時期大出風頭的高等學校變換著法子折磨，其中最常見的是欠薪。我把你餓得飢腸轆轆，衣帶漸寬，枯瘦如柴，看你還有沒有閒工夫動不動就到政府門前請願到大街上游行。在這種情況下，北大的“大管家”蔣夢麟之狼狽可想而知。

1920年9月，蔣夢麟在北京大學全體大會上說：“本校最困難之問題，為校款不能按期領到。因經費不按時來，實行預算甚為困難。移甲補乙，移乙補丙……去年有一個建築公司，我們欠他一筆鉅款，屢次向我們來討，我們因為沒錢，只好搪塞過去。將到中秋節的時候，他們到我的家裡來討，每天來一次。到了中秋節，我就逃到西山去，不敢見他們。”

1922年12月17日，本是北大成立25週年紀念日，北大學生幹事籌備大慶，蔣夢麟因北大校方囊中羞澀，不得不寫信給學生潑冷水：“政府視教育如無物，經費積欠已九閱月餘，學校勢將破產。機關之日常生活，尚虞不給；教職員勉力維持，已久苦枵腹；慶祝事項，在在需款，將從何出？”

他在信中又說：“學校之唯一生命在學術事業，近年經費困難，不特曩所擬議，如圖書館、大會堂等大建設，不能實現；即添購圖書、儀器等一切關於同學修學方面之裝置，均無從發展。故今年之大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