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處，改總務處為秘書處，仍設考試、圖書、儀器、財務、出版、學生事業等委員會。學校設校務會議取代評議會，但其組成和職權均與評議會基本相同，實際上是一個教授會，另外原有行政會議、教務會議仍保留，職權基本不變。這樣一套行政方案，強調學校事權層層分工、各司其職。如原屬各院的教務雜事，現統歸秘書處和課業處負責，就很輕易地改變了過去教授兼任行政冗務、不能專心治學的弊端。

為使北大恢復正常的教學和科研，蔣夢麟還紮實地為北大做了幾件大事。

一是延攬新人，充實師資。蔣夢麟掌校後，很注意聘請有真才實學的教授，他對胡適等人說：“辭退舊人，我去做；選聘新人，你們去做。”他不僅禮請許多原來在北大任過教的教師回校任教，而且放手聘任一些新畢業的歐美留學生，從而為北大及時補充了新鮮血液，使之保持青春活力。

為保證教授專心教學，1931年，北大實行了教授專任制度，規定聘請教授以專任為原則。在他校兼課者，則薪金較專任者少；在他校兼課較多者，則改為講師；並提高專任教授的待遇。同時北大改變過去教授第二年續聘後即無任期限制的辦法，規定新教授初聘訂約一年，續聘訂約二年，在聘約期內不得中途而去；又規定教授每週授課為12學時，這就改變了20年代後期大學教授為生活所迫多在校外兼課不能專心於本校工作的狀況。當時，北大有的教授走穴到外校兼課每週多達40學時以上，因無法同時兼顧，不得不用輪流在各校請假的辦法來應付。有的一人擔任幾個學校系主任，請假缺課是常事。

二是重點建設和充實理學院。蔣夢麟認為“20世紀為科學的時代”，所以“20世紀的教育就是科學的教育”。他曾指出北大教育最大的弱點在理學院（當時許多人對此執不同看法），並預言中國10年或15年後，必有一場科學大運動發生，將來必有科學大興的一日。因此，執掌北大之後，他就對理科的教師隊伍進行了比較徹底的整頓，重新聘請全部教授。一批學有專長的學者來到北大任教，如劉樹杞（皮革專家）、李四光（地質力學專家）、饒毓泰（光學專家）、張景鉞（植物學專家）、孫雲鑄（古生物學專家）、曾昭掄（有機化學專家）、江澤涵（拓樸學專家）等，他們都堪稱當時國內第一流的科學家。接著他又想方設法擴充儀器裝置。他透過多方活動，爭得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合作，1931年至1935年之間，該會每年向北大提供20萬元法幣基金，加上本校每年自籌20萬元，都用來添置儀器裝置。經過幾年努力，地質系、物理系、化學系、生物系、心理系都建成了和一所現代化大學相匹配的實驗室和儀器裝置。

北大地質系一向人才濟濟，蔣夢麟時代的實驗裝置更是全國一流，設定了礦物學實驗室、古生物學實驗室、礦物岩石光學實驗室、岩石分析室、選礦實習室等，並修建了地質學館，開闢了地質陳列室和研究室。

物理系原來僅有一間實驗室兼儀器室，裝置差，精確實驗無法進行，資料只得抄書本。經過幾年努力，北大物理系成為國內同類專業中裝置較齊全的一個系，有普通和專門物理實驗室5所，光學實驗室3所，電振動、應用電學和放射物X光線實驗室各一所，以及研究室、機器房和物理特備教室等。生物系的動植物標本室亦是國內一流的。

三是完善教學科研製度。1932年12月，北大公佈《國立大學學則》，規定本科各系修業年限為4年，每學年至少上課28星期以上，取消1919年以來實行的課程單位制，實行學分制，每個學生至少要修滿132學分方可畢業。各系的必修和選修課都有一定比例，所有一年級新生入學後必先修共同科目，同時選修將要轉入系科的有關課程，經一年學習，然後才正式成為有關學系的學生。學校還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