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他以《中國教育原則的研究》為題的畢業論文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同年夏回國，應聘於上海商務印書館併兼任江蘇省教育會理事。1918年蔣夢麟創辦《新教育》月刊。再後來，從他接受蔡元培之託進入北大之後，他在該校工作了20餘年，其中有17年主持校政，是北大曆屆校長中任職時間最長、對北大的影響僅次於蔡元培的一位。

蔣夢麟能當上北大校長並在位如此之久，並非事出偶然，這與他的經歷和思想能夠適應五四以來北大的傳統有很大關係。

1919年初，江蘇教育會、北大、南京高師、暨南學校及中華職教社聯合組建“新教育共進社”，以《新教育》月刊為機關報，蔣夢麟任主編。在此期間，他寫了許多文章介紹西方的哲學思潮和教育思想，也闡明瞭他對中國教育的主張。他提出教育要養成健全個性和人格的個人，反對讀書做官；教育的出產品應該是具備這三個條件的人：（1）活潑的個人——體力、腦力、感官、感情得到健全發展的人；（2）能改良社會的個人——能自主、自治，能改良社會、求社會進化的一份子（而不是主人）；（3）能生產的個人——知道勞工神聖、學會科學技能、具有獨立生產能力的“勞工”。為此，他建議推行義務教育以促進社會進化，推行職業教育、補習教育以增加經濟能力和效率；推行大學及專門教育以養成倡導社會進化、增加經濟能力的領袖，推廣童子軍教育以養成自動自助的能力。在學校教育上必須採取措施、發展個性以養成健全之人格，注意美感教育及體育以養成健全之個人，注重科學以養成真實正當之知識，注重職業陶冶以養成生計之觀念，注重公民訓練以養成平民政治之精神，為服務國家及社會之基礎。他主張取中國文化精華，同時借鑑世界各國的經驗。他認為不講學術，便沒有大教育家出現，無大教育家，便不能解決中國教育的根本問題，因此他還得出了教育必須以高等學術為基礎的結論。

蔣夢麟的教育主張，在當時是超前的，也正與蔡元培不謀而合。1919年9月蔡元培進行校政調整，蔣夢麟被聘為北大教育學教授兼總務處總務長，成為蔡的得力助手，出謀劃策頗多。1920年10月，蔡元培赴歐美考察，再次委託蔣夢麟代理校務。1923年1月，羅文幹“金佛郎案”發，蔡元培又一次憤而辭職出走，還是蔣夢麟代理校長。1925年4月26日，《京報》主筆邵飄萍被殺，蔣夢麟得知自己被列入黑名單，被迫躲入東交民巷六國飯店，一住半年，此後轉往上海和杭州。他於1927年4月出任第三中山大學（浙江大學）校長，主持浙江大學區教育行政工作；1928年10月繼蔡元培任南京政府大學院院長；不久，大學院改教育部，任第一任部長。1930年11月，蔣夢麟因“關於教育方針的問題與政界元老意見不一致”，被迫辭職，年底被國民政府正式任命為北大校長。

1。臨危受命、令北大“起死回生”（2）

蔣夢麟任北大校長後，針對北大在20世紀20年代後期因戰亂和軍閥摧殘而規章盡廢、圖書散失、學術團體蕩然無存、教學科研質量下降等混亂狀態，積極採取措施，對學校的教學和研究制度進行了恢復和改革，很快使北大又重新走上正軌，恢復了生機。

1931年春，蔣夢麟提出“教授治學，學生求學、職員治事、校長治校”的辦學方針。根據這個方針，1932年6月公佈了《國立北京大學組織大綱》，規定北大以“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陶融健全品格”為職志。學校施行學院制，改文、理、法三科為文、理、法三學院，各學院設院長一人，由校長就教授中聘任，商承校長處理院務；各系設主任，由院長商請校長就本系教授中聘任；各系設教授、副教授若干人，必要時得聘講師，由各院長商請校長聘任之；改教務處為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