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者，則決不姑息遷就，不論資歷不論中外，一律辭退。1919年前後，北大就解聘了好幾個學問雖高而生活糜爛的教授，如當時北大有一品行不端的自號為“深豔團”團長的年輕英文教員徐佩銑，就被解聘掉了。另一些由外國使館介紹過來的不稱職的教員，也被蔡元培解聘。個別英藉教員胡攪蠻纏，先是要求續聘，被拒絕，繼而又想敲詐兩年薪俸，仍被拒絕，最後動用英國公使朱爾典威脅蔡元培：“我看你蔡元培還能做幾天校長？”蔡元培一笑置之。另一法國教員竟要和蔡元培對薄公堂，蔡請王寵惠出庭，大獲全勝，於是洋人不得不口服心服。

蔡元培的相容幷包思想更重要地還體現在對待各種學術文化思想方面，即思想自由、學術自由，這是他相容幷包主義的支柱和核心。正是有了這一點，囊括大典和網羅眾家才有了實際的內容。他認為，學術上的各種派別，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應該讓他們存在，使學生有選擇餘地。“一己之學說，不得束縛他人；而他人之學說，亦不束縛一己。誠如是，則科學、社會學等，將均任吾人自由討論矣。”他非常欣賞古人所說的“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這兩句話，主張對於教師，“苟其確有所見，而言之成理，則雖在一校之中，兩相反對之學說，不妨同時並行”，“此大學之所以為大也”。他在後來追憶在北京大學的經歷時還說：“我對於各家學說，依各國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相容幷包。無論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命運，即使彼此相反，也聽它們自由發展。”

相容幷包，不是隨便說出並可以做到的，它反映了一種氣度、一種胸懷，需要一往無前的勇氣和必勝的信念。在新舊勢力激烈交鋒的當時來說，更反映了推行者對新文化的一種堅定的自信。

在政治舞臺上摸爬滾打過多年的蔡元培，深知政治和學術的關係，因而能夠把政治和學術分得很開。他知道學術不同於政治，其興衰變遷，不能簡單對待，知道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道理，因而對於各種學術思想、主張之存亡消長，保持一種超然的態度。這種超然是一種大度，但決不是騎牆或和稀泥。蔡元培自己的學術觀點鮮明，支援新文化運動的觀點亦很鮮明，但作為一校之長，他沒有簡單地對待他所不贊成的東西，而是讓它們在與新事物的競爭中自然淘汰。這種辦法，比對不同觀點採取簡單批判、打倒的辦法高明瞭許多。思想文化上的東西，並不是說打倒就打倒的，有的是打而不倒；或者一時打倒了，不久又活過來。簡單打倒的毛病還有一點，就是對於舊事物合理的東西一時不易發現和繼承下來，就像倒洗澡水把孩子和髒水一併倒掉一樣，而新思想不能在與舊思想鬥爭過程中得到鍛鍊，發現問題。簡單對待某種思想的做法，是基於一種對其他人不信任的心理，以個人或幾個人的價值判斷，代替其他人的選擇，因而毛病甚多。

蔡元培的相容幷包思想，也使一些舊派教員折服。五四運動爆發後，蔡元培被迫辭職，當局欲找一些北大的舊派作些落井下石的文章，而向來大罵新派的黃侃卻站在了挽留蔡元培的行列。他對人說：“餘與蔡孑民志不同，道不合；然蔡去餘亦決不願留。因環顧中國，除蔡孑民外，亦無能用餘之人。”黃老先生也應算蔡元培的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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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學令》——教授治校

蔡元培多次到歐美留學、考察，西方政治民主思想和教育思想對他影響很深，因而他成為國內主張學術思想自由、民主辦校、提倡教授治校的第一人。早在1912年他主持起草《大學令》時，就規定大學要建立評議會、教授會的組織，並對它們的許可權作了明確的規定。

京師大學堂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