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從此，在蔡元培的提攜支援下，魯迅開始了他14年的公務員生涯，並進入他一生中的創作旺盛期。他的主要作品，多產生於這一時期。可以說，沒有蔡元培的提攜，魯迅的人生也許就得改寫。倘若“沒有沉淪官場的自我省察，沒有憔悴京華的人生洞悉，更重要的是，如若沒有絕望心情下的魏晉感受，沒有勃興於北京的新文化思潮的託舉，沒有亦官亦教的雙棲經歷，就不會有狂人的一聲淒厲，又何來《彷徨》的複雜心態，在心靈的廢園裡將難見瘋長的《野草》，更不要提《中國小說史略》。尤其不堪設想的是，文學熱情一旦退潮，透支的沙灘上會留下些什麼，就怕是什麼也不能生長，什麼也不可建造”（引自吳海勇著《時為公務員的魯迅》）。郭沫若也曾說：“影響到魯迅生活頗深的人應該推數蔡元培吧……他對於魯迅始終是刮目相看的。魯迅進教育部乃至進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於蔡元培的援引。一直到魯迅的病歿，蔡元培是盡了沒世不渝的友誼。”無論在行政隸屬關係上，還是在人情世故上，後學魯迅都有責任、有義務為蔡元培所託效力。既有知遇之恩，魯迅對蔡元培當然也投桃報李，感戴有加。在致蔡元培的信中，他總是恭敬地稱先生，敬問安，末尾署“晚周樹人謹上”。所以，當蔡元培到北大上任後，向魯迅提出要他代為北大設計校徽時，他是欣然應允，並很快完成任務。

魯迅設計的北大校徽雖被劉半農戲稱作“哭臉校徽”，但校徽圖樣交蔡元培後即得到了充分肯定，並未加任何修改就被決定採用了。

其時還處於蟄伏期的魯迅是抱著對北大的熱切期望為北京大學設計校徽的。該北大校徽用的是中國傳統的瓦當造型。“北大”兩個篆字上下排列，上部的“北”字像背對背側立的兩個人，下部的“大”字是一個正面站立的人，純由三個人字組成的圖案，給人以北大以人為本、肩負著開啟民智重任的整體印象。再看“北大”兩個字又形似一副脊樑骨，象徵北大人應成為中華民族民主與進步的脊樑。從三個人的上下疊加，我們還可以聯想到大科學家牛頓的話：“如果說我看得比別人遠些，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們的肩膀上。”整個徽章用中國傳統印章的格式構圖，筆鋒圓潤，筆畫均勻合理，排列整齊劃一，線條流暢，結構緊湊，簡潔明快，蘊涵豐富，透出一種濃厚的書卷氣和文人風格。這樣一枚北大校徽，我們還可視作五四前夜先他人而覺醒的知識分子高舉民主與科學大旗、張揚人的個性與尊嚴、肯定人的價值與創造精神的充分體現。它以簡潔有力、大氣磅礴的形式詮釋了北大的過去、現在與將來，堪稱現代標識史的一枚經典作品。

魯迅是北京大學文化營壘的一員健將。他除了在教育部任職，還兼在北京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等校授課，並參加《新青年》雜誌工作。他雖在1920年8月才正式受聘為北大講師（北大規定，凡兼職教師一律只聘為講師，不得為教授），授中國小說史略，但他與北大的交往，卻肇始於1912年，當時如朱希祖、馬幼魚、沈尹默、馬敘倫等北大名師，常常跟魯迅聚在一起，交換意見，高談闊論，月旦人物，評議時局。1918年5月起，魯迅開始為《新青年》撰稿。《狂人日記》一炮打響，之後孔乙己（《孔乙己》）、華老栓（《藥》）、九斤老太（《風波》）、閏土（《故鄉》），尤其是阿Q（《阿Q正傳》）等中國現代文學畫廊裡的經典人物相繼粉墨登場，凸顯了文學革命的實績，被蔡元培譽為“新文學開山”之作。同時他更以其匕首投槍之筆，寫出了句句犀利、針針見血的一篇篇雜文，在嬉笑怒罵中將吃人的禮教、封建倫理道德等所謂“國粹”的華麗外衣撕了個粉碎，使之在光天化日下都現了原形。

在北大積極參與新文化運動的還有周作人、高一涵、沈尹默、吳虞等，也都為運動的發展做出了不菲的貢獻。《新青年》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