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的當時，該條文到底是如何進行解釋的？又是怎麼應用的？又為什麼沒有應用到他們身上？更延伸開來說，到底什麼是法？法就是寫進書本的嗎？還是在社會上實施並得到遵守的？或者，不管寫不寫進書本，法乃是在正常情況下必須在社會中加以實施並得到遵守的麼？

教授是一位長者，從國外流亡歸來，對於當時德國法律界保持著一種旁觀者的超脫。所以，他一方面以豐厚的學識參加辯論；另一方面，解決有些事例單純依靠學問還不夠，對於這些問題他就保持一定距離。教授的名言是：

“請看清那些被告，你們找不出一個，會真的相信他們當時有權殺人。”

討論班在冬天開始，而審判則在春天，持續了好幾個禮拜。法庭是禮拜一至禮拜四每天開庭，教授把學生分成幾個小組，每天一組輪流出庭，以便對每一次開庭都做逐詞逐句的記錄。然後，禮拜五討論班上課，對本週前幾天所蒐集到的材料進行評價。

是評價！而且是評判過去！我們學生在討論班裡把自己看做評判的急先鋒。我們使勁推開窗子，放進新鮮空氣，一陣疾風最後會呼嘯著吹掉灰塵，那是社會曾經容###過的，社會容###這些灰塵堆積在過去的恐怖之上。我們責無旁貸，要讓人們能夠呼吸清新和眼見為實。我們並不依靠書本上的法律知識。我們堅信，最後必須進行審判。我們同樣一眼就看出來，過去對某幾個集中營看守或幫兇雖然也審判過，但只是走過場而已。有整整一代人站在審判席上，他們或者曾經為看守或幫兇服務過，或者沒有設法去制止他們，或者，在１９４５年以後，原應該把這些人從人群中揭發出來的，而實際上他們沒有這麼做。我們也要對他們進行評判，把他們###在羞恥之下，以這種辦法對他們進行審判。

在第三帝國，我們各自的父母所扮演的角色很不相同。好幾個同學的父親曾經參加戰爭，其中有兩三個的父親是正規軍軍官，一個人的父親還是黨衛隊衝鋒隊軍官。這些人當中有人在司法部門或地方政府任過職。我們的雙親中也有做教師或者做醫生的，又一名同學的叔叔或舅舅曾經是內政部的高官。我敢肯定，如果我們詢問他們，或者他們回答我們，講起來一定五花八門，各自都有一本賬。例如，我父親就不喜歡談論他自己，但是據我所知，僅僅因為他曾經計劃講授斯賓諾莎①，就給撤消了大學哲學系的教職，被迫在一家搞旅遊地圖和小冊子的出版社擔任編輯，帶著我們全家艱苦地度過了戰爭時期。那麼，我們又怎麼判他以可恥的罪行呢？我卻這麼做了。我們當時都對雙親判了可恥的罪。我們認為，他們沒有在１９４５年後把那些作惡者從人群中告發出來，而犯了知情不報的罪。

在討論班中，我們這些學生形成了很強的班組特色。我們是所謂“集中營討論班”。起先，這是別的同學給我們起的稱號，後來我們就這樣稱呼自己了。我們所幹的事情其他同學未必感興趣，很多人是敬而遠之，更名副其實地嚇跑了幾個同學。我今天回想起來，我們那種熱情，要使那些可怕的罪行大白於天下、並讓每個人都瞭解的熱情，也的確有點令人望而生畏。我們所閱讀、所聽聞的事實愈可怕，我們的責任心就愈堅定，一定要揭露罪人和控訴罪行。甚至於，當事實擺在面前迫使我們駭然窒息時，我們還是會勝利地把材料高高舉起，口裡高聲叫道：看這些東西啊！

我參加討論班完全是出於興趣。這畢竟是新鮮事，不是買賣法，不是犯罪團伙或同案罪犯，不是中世紀法典，更不是糾纏著法律哲學的老古董。我把目中無人、妄自尊大的態度也帶進了討論班。不過，當冬天漸漸來臨，我開始感到越來越不能撒手脫身——不管是從我們所閱讀、所聽聞的事實，還是那種抓住了討論班裡學生們的熱度，都將我緊緊地吸引住了。一開始，我還裝做只想參加學術研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