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子。

蹣跚學步的義大利小孩。20世紀70年代，義大利一個蹣跚學步的小孩掉入了一口井。救援隊無法把他救上來，這個孩子就在井底無助地哭。很容易理解，整個義大利都關注他的命運，整個國家都關心不斷更新的新聞。小孩的哭聲給無計可施的救援隊員和記者們造成了強烈的負罪感。他的大幅照片被刊登在雜誌和報紙上，你幾乎不可能走在米蘭市中心而注意不到他目前的狀況。

同時，內戰在黎巴嫩如火如荼，偶爾出現衝突的間隙。雖然自身處於一片混亂之中，黎巴嫩人的注意力也被這個孩子的命運吸引。這是個義大利小孩。在5英里以外，人們正死於戰爭，市民受到汽車炸彈的威脅，但這個義大利小孩的命運被這群貝魯特基督徒賦予很高的重要性。“瞧瞧，可憐的小傢伙多可愛呀。”人們這樣說。他最後獲救時，整個城市都舒了一口氣。

黑天鵝　第六章（7）

一個人的死亡是悲劇，100萬人的死亡只是統計學意義上的說法。統計學默默地存在於我們體內。

恐怖主義使人死亡，而最大的殺手仍然是環境，環境每年造成近1　300萬人死亡。但恐怖主義引起人們的憤怒，這使我們高估了恐怖襲擊的可能性，當發生恐怖襲擊時，人們的這種傾向更為強烈。我們對於人為的毀滅比自然的毀滅更感到痛苦。

中央公園。你坐在飛機上，打算去紐約度週末。你旁邊坐著一名保險推銷員，因為是推銷員，所以他喋喋不休。對他而言，閉嘴不說話是需要努力的。他對你說，他的表親在律師事務所工作，而他表親的一個同事的姐夫的商業夥伴的雙胞胎兄弟在中央公園被襲擊和殺害了。那是在1989年，假如他記得沒錯的話。可憐的被害人只有38歲，有妻子和3個孩子，其中一個先天不足，需要在康奈爾醫學中心接受特別看護。

那麼，你可能在紐約逗留期間避免走進中央公園。你知道你能夠從網路或某本小冊子上得到犯罪統計數字，而不是依靠一個喋喋不休的推銷員講述的逸事。但你沒有辦法。有一段時間，中央公園的名字會在你腦海中喚起那個可憐的、不該死去的人躺在被血染紅的草地上的畫面。你需要很多統計資訊才能戰勝你的猶豫。

騎摩托車。同樣，一個死於騎摩托車的親戚比大量統計分析更能影響你對摩托車的態度。你可以毫不費力地在網路上檢視事故統計資料，但它們進入你的大腦並不容易。我在城裡總是騎著我的紅色小摩托車，因為我周圍沒有人在最近遭遇事故，雖然我在邏輯上了解這個問題，但我沒辦法根據邏輯行事。

我並不反對透過敘述獲得別人的注意。實際上，我們的意識中可能有編造關於我們自己的故事的能力。但是編造性敘述用在錯誤的場合時會導致致命的結果。

捷徑

接下來我要更進一步，討論在我們嚴重的膚淺性背後的思維和推理行為更為一般化的特點。有一個叫做判斷與決策學會的學派（這是我加入的唯一學術和專業學會），它提出了一項具有影響力的研究成果，對推理行為的不足進行了分類和研究。該學會與丹尼？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等發起的研究學派有關聯。學會主要成員是經驗心理學家和研究人類認知的科學家，他們的研究方法嚴格堅持對人實施精確而有控制性的實驗（類似物理學的），並記錄人們的反應，把理論化降到最低。他們尋找規律。注意，經驗心理學家使用鐘形曲線衡量實驗方法中的錯誤，但如我們將在第十五章看到的，鑑於實驗的性質，這種做法是鐘形曲線在社會科學中少有的一種成功應用。我們在之前已經見過這類實驗，比如加利福尼亞的洪水，以及第五章中對證實偏差的發現。這些研究者把我們的推理行為（大致）分為兩種思維模式，分別稱為“系統1”和“系統2”，或者“經驗模式”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