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戴帽子。於是父親的身份就變得複雜，被懸了起來。現行反革命這頂“帽子”像鐘擺一樣在“敵”、“我”之間盪來盪去。這就方便了領導，既可以在高興時喊你一聲同志，也可以在他需要時一腳把你踢進“階級敵人”的營壘。父親到底是“敵人”還是“同志”，關鍵在領導們的撥弄。出身，歷史問題，現在又是現行反革命，這是當時壓在父親背上的三座大山。他還有最現實的問題，那就是如何養活老婆孩子。因為在我、弟弟之後，妹妹又乘著*的東風來到了我們家。進入70年代，母親又患上糖尿病，進城治病，我們跟著進城上學。五張嘴巴，就靠他50多塊工資來養活。那時，他是資格最老的“月光族”，是文化館唯一的欠債大戶。

在政治和經濟的雙重壓力之下，父親像一頭瘦骨嶙峋的牛，拉著一架破車，沉重地走在坎坷的路上。家裡至今還收藏著一幅油畫。是頗負盛名的成都畫家萬啟仁來射洪採風時給父親畫的肖像。顴骨高聳，臉色灰黃，神情疲憊，一身藍色大褂裹住一副碩大的骨架。這就是那時父親的經典形像。還有一副經典的生活圖景：在父親那間十幾平方的寢室兼辦公室裡，一家五口人擠在一張小桌前，一人端一碗玉米粥，圍著一碟泡菜呼啦啦地猛喝。父親的碗特別大，他的聲音喝得尤其響亮。他的胃口一直好，吃什麼都香。他的好胃口不但能消化粗茶淡飯，也消化苦難。他把自己成為現行反革命事情作為一個秘密死死捂住。他不能讓家人擔驚受怕，他更不能讓它進入孩子們的成長環境。不知道他是否刻意表演。但事實是，苦難在他臉上從來沒有過停留。他讓我們看見的，永遠都是一臉輕鬆。他始終在拼命工作。工作讓他沉醉，工作讓他忘記苦難。整個射洪小城，所有的領袖像，標語，各種展覽，所有大會的會場佈置，都是他在主持。他用一枝筆，為一個小城塗脂抹粉，為*推波助瀾。*是一部製造苦難的暴力機器。父親是帶著幾分莊嚴，幾分崇高，起勁地為自己的苦難喝彩。他拼命地工作，工作到無可挑剔的程度，工作就成了保全自己的甲冑。其實，別人整他的重要原因就是要擠掉他，讓自己的人進來取而代之。但是他的工作無可挑剔又不可替代。連工宣隊的頭頭也說，老陳是條老黃牛。誰願意來頂替他當一條牛呢？哪個農民又願意隨便殺死一頭只會埋頭拉犁的牛呢？

消化苦難的能力成為父親度過亂世的法寶。甚至他對那個時代也沒有任何抱怨。後來他和唐叔叔還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1980年，他提前退休了，全部的退休補助金，還完陳年老帳後，他都用來請客，請他所有同過事的人，包括曾經的“仇人”。勞累也好，磨難也好，他終於到頭了，他要褒獎一自己。工作了幾十年，或多或少，他都記得人家的幫助，他要感恩。在朝陽門裡那個國營飯店，八仙桌，八大碗，沱牌酒，他連續請了三次。他這是一輩子唯一的揮霍。他覺得*是國難，人人都攤上了一份苦難。就是那些當年得意的人，也好景不長。何況，我自己還深度體驗了一段歷史。那樣苦的日子都過來了，以後也就沒有什麼可以算得上苦了。能夠消化苦難的人，就比其他人擁有了更多的快樂。寬容，能夠讓別人心安，也是最終讓自己心安。

他至今不知道他的檔案裡是否裝著那個“現行反革命”。他曾經去找過縣委書記，找過局長，但一直沒有下文，他後來乾脆就不再找了。好像人家從來也沒有真正把他當成反革命。不過我懷疑，沒有正式平過反，從理論上講，也許，他至今還是“現行反革命”？

夕陽西下的時候，我陪他散步，不覺又到城牆下。面對城牆上他們當年寫的“將無產階級*進行到底”巨幅標語的殘跡，他只說了一句，可惜你唐叔叔已經走了，他比我還年輕十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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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獵人和他的兩枝羊角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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