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屬於個人和國家領導人的財產和動產在戰時免遭掠奪，同時也保護所有的藝術收藏品、圖書館、繪畫、雕刻以及一切珍稀物品”。

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儘量把事情化小，以便為掠奪者辯解。德斯凱拉克·德·洛圖爾先生就是這麼做的。他說：

“沒有足夠的時間和車輛把所有那些收藏品都弄回來，否則，我們的博物館就會極為豐富了。實際上，弄到的東西並不多，人們依靠想像把它誇大了。有計程車兵撿回一些鑲嵌著假珍珠的舊鐘錶，有些軍官帶了些老掉牙的瓶瓶罐罐或不成套的畫冊回來。可別有用心的人從一開始就利用那些不著邊際的牛皮大話，說是要給士兵和軍官們分發財寶”。

另外講一件事，德·洛圖爾先生引述的一個有德行的小故事：“有個軍醫，他走遍了那座慘遭劫掠的宮殿，卻什麼都沒拿，他拒不拿任何東西，也不指責任何事情。他走出園子的時候，手裡只拿著一片樹葉。我無權說出那位軍官的名字，所以我把這種高尚而又純正的行為記到我所瞭解的最無私和最值得讚賞的軍隊醫療隊的功績上。”

第十七章　英國人見證的洗劫（3）

巴贊庫男爵寧可不張揚。他也認為當時發生的事不可避免，因為軍官們無法阻止。他不願意探求“士兵甚至軍官是否真的違抗他們接到的命令，毫無顧忌地隨著應受譴責的金錢佔有慾感覺走”。他認為，“那是他們與自己的良心之間的秘密；不管是英國人還是法國人，為了他們的名譽，都不應去深究”。作為宿命論者，他的結論是：“戰爭時期，軍隊中不光彩的事情時有發生，當官的往往也無能為力，對這種事情，應該儘量多以軍功淡化它。”

夏西隆男爵提出另一種見解。他對那場大搶劫作了嚴正的終審判決。他參與了1859年事件，但1860年遠征時他沒有去中國。這樣，他在1861年出版的一本書中就更可以無所顧慮地譴責對圓明園的洗劫。他寫道：“一段時間以來，得自於圓明園的大量戰利品吸引了公眾的好奇心”，“至於我，我要大聲地說：我希望它沒有發生……”在迫不得已時，軍隊中那些粗俗的傢伙對橫搶蠻奪的事是幹得出來的，對此他說可以理解，但他對“這支軍隊的高層”也就是說軍官們也這樣幹表示不理解。同時，對那些把“我們看成是蠻夷，是飄泊無定的遊民，而我們還宣稱給他們帶來我們的文明道德準則”的中國人，他也表示能夠理解。

夏西隆先生也把球踢回到英國人那裡，因為他們認為“對東方國家的掠奪”—他們用的就是“掠奪”這個詞—是“得到承認的、計劃中的、固有傳統的一部分”。夏西隆斷然說：“不。這絕不是我們的傳統。”

第二帝國史學家皮埃爾·德·拉戈爾斯也盯住英國人。別有用心地……。

“英國人很喜歡揭別人的短，沒過多久他們就跳出來，指控他們的盟軍放任自流。應該承認他們比我們高明，其高明之處不是不去掠奪（在這一點上他們不比我們遜色），而是他們在掠奪時也不忘其保守思想，就好比早已習慣於搶劫遠方人東西的那些人，他們還擺出一副講究方式方法、有分寸、很剋制、有德性的樣子，藉以掩蓋他們的劣行。”

然而，需要特別指出，英國人那麼快就指責法國人洗劫了圓明園，然而他們並不是譴責掠奪行為本身。他們不怎麼譴責法國人去搞這一搶掠行動。他們首先表示強烈不滿的是法國人撇開他們去搶掠！事實上他們不能原諒的是法國人在他們不在的情況下就動了手。這其中的差別是極大的。他們對法國人的責難源於他們沒能參加第一階段的掠奪行動，因為格蘭特將軍率領的英軍迷路了……。

10月7日那個星期日，額爾金勳爵巡訪完圓明園，於下午五時左右回到英軍駐地。

他寫了下面這段話，從而證實了格蘭特將軍的